西花厅，总理衙门的贵宾室，一向用做接见外国大使。区区小臣能和帝国要臣们平起平座，至少是总理衙门设立以来的第一次。这就是斗争的结果。走进了这个华丽的客厅，康有为看见五位帝国的大员正在等候他。他们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问话一开始就没有客套的语言。掌握着京畿军权的荣禄首先问：祖宗的成法不能改变，这一点你听说过吗？荣禄是此时朝野上下慈禧的绝对心腹。
康有为答：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仇恨。康有为这样一句自以为机智的回答几乎在瞬间便决定了他凶险的未来。
廖寿恒对康有为的“变革”不是很了解，他没有敌意地问：你说要变法，怎么变？
康有为明确地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可以请个洋人，加上我，一起商量修改法律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六部就要彻底地变革一下。
谁也不知道康有为是否故意要刺激各位大员的神经。一个六品小官，竟然要从帝国所有位高权重的衙门下手。李鸿章不禁冷笑了：你胆子不小，把政府六部全撤了，不等于国家的制度都不算数了吗？
康有为答：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不是过去的一统局面了。现在中国的法律和官制不但早就过时，而且弊端重重，将其全部废除，国家才有希望。
惟一与在座的大员们的心思不同的翁同龢见问答气氛紧张，于是岔开了话题：要变法，就要有经费支持，不知康主事对筹款有什么高见？
康有为答：筹集政治变革的经费，各国有各国的办法。日本人发行纸币，法国人实行印花税，印度徵收田税。中国只要制度改变，税收至少可以增加10倍以上。还可以借洋人的钱来办中国的事。
问话从下午3时开始，黄昏时分才结束。这中间，除了荣禄对这样的问答感到厌烦而中途退场了之外，其余的四位大员都坚持到了结束。
翁同龢立即把康有为光芒四射的才华向皇帝禀报了，“光绪大悦”。
李鸿章也同时向慈禧禀报了这次问话的内容。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李鸿章即刻将康有为描绘成一个幼稚的书生和街头混混的混合体：“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
慈禧于是就不明白了：洋人为什么支持他呢？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慈禧已经清楚地察觉到洋人在鼓动和怂恿帝国的文人们进行颠覆活动。
李鸿章回答得十分尖锐。他说，这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成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了。等洋人们了解了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都怕来不及了。（“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阙行藏，屏之且恐不及。”）
慈禧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康有为们正在策划又一次的“公车上书”，其规模将比三年前“车马塞途”更加猛烈。而它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包括康有为在内，没有一个人预测到。
13、蓝色长袍上宫殿
1898年4月22日，在帝国的京城梦想通过科举时来运转升官发财的“公车”们又一次上街了。
导火索是康有为们精心寻找并且立即加以利用的：几个入侵山东的德国官兵有一天闲逛进了即墨县的一间孔庙，他们拿里面的一个泥塑的长鬍子老头开玩笑，弄断了他的一条胳膊，又把他的眼睛戳成了两个黑窟窿。中国人把这个长鬍子老头叫做孔子。中国的圣人遭到了洋人的戏弄，康有为和梁啓超闻讯，知道他们“革命”的时机到了。梁啓超立即起草并且向京城内的所有举子发布了一个类似宣传鼓动传单的文章，名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指出德国人“灭我圣教”的举动，是对我民心士气的一个试探，如果中国人没反抗，圣教亡了，国家也就亡了——“若达教即亡，纲常绝纽，则教即亡而国亦从之。”（麦孟华、梁啓超等：《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都察院门前又出现了“公车”填塞、川流不息的景象。几天之内重要的上书就有八次之多。同时，上书的官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帝国的官员们没有一个不恨德国人毁坏孔子塑像的，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不清楚，文人们真正的意图不是维护那尊泥塑，而是要对帝国现状提出非难。
面对知识分子的呼喊，帝国的官员们坚决主张施行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原则：先安内，再攘外。围绕在慈禧太后身边的保守派明确提出，要对企图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的潮流予以坚决的镇压。社会有点问题仅仅是某些小小的失误，是“时弊”而不是政体不好，不能因为出现了某些问题就否定国家的体制，帝国的体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体制——“我朝成法，尽善尽美。”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围绕在光绪皇帝身边的“帝党”退缩了，连皇上的老师翁同龢也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