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本人对帝国在战争状况下重兵把守的边境线的突破，轻易得令人匪夷所思：10月26日，日军一支由30人组成的先遣小分队，从中国安平河口对面的朝鲜水口镇开始涉水渡江。日本人只放了一排枪，当面帝国依克阿唐部队的官兵就仓皇逃逸了，日军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从容地在鸭绿江上架起三座浮桥，接着，大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大举渡过鸭绿江，开进了中国领土。刘盛休部的铭军没做任何抵抗放弃阵地狂逃，接着，盛军也从阵地上撤退了，中国边境重镇安东和九连城瞬间即被日军占领。帝国的边境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敌人突破，总指挥宋庆的理由是：聚集在这里的帝国陆军系统不同，难以实施统一指挥：“各营统领素无节制”，“一遇到贼至，政令不一”。


    日军在向渖阳方向攻击的部队受到聂士成部和摩天岭险要地形的阻击后，立即变换方向向大连方向实施攻击。11月5日，日军开始攻击金州。金州是大连的后方要塞，防守金州的帝国将领徐邦道向驻守大连的守将赵怀业请求援助，谁知距离敌人还有百里之遥的赵怀业正在码头亲自指挥士兵往船上装载自己的私家财产和饷银，拒绝向金州方向派兵，准备立即弃阵而逃。第二天，当徐邦道部在阻击之后放弃阵地的时候，赵怀业连同他的部队一起已经逃得没了踪影，大连成了一座没有军队防守的空城。恼怒的李鸿章立即命令刘盛休部和晋军提督程之伟部火速赶往大连方向，而刘盛休的回答是：他的部队的枪枝弹药在鸭绿江边上都丢失了，现在无法上阵。李鸿章急电营口转运局“设法运送毛瑟枪弹，至少须子弹百万颗，即重价僱船亦可，勿迟误。”而晋军程之伟部传来的消息是：为防“腹背受敌”，部队已撤至普兰店。李鸿章大怒：“两军会合，兵力不单，何以又闻退扎？如屡退缩，国法难逃！”（《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八，第42页。）


    11月24日，日军对帝国北方重要港口旅顺开始总攻。在一百多门大炮的掩护下，帝国军队的阵地相继陷落。让日军喜出望外的是，防守东海岸旅顺最大最重要的黄金山炮台的中国统领黄仕林没有做任何抵抗就丢弃了炮台。当天晚上，旅顺陷落。


    紧接着海城失守。


    中国辽东尽失之后，日军一鼓作气开始对威海的帝国海军做最后的攻击。被海水包围的日本人认定中国海军主力北洋水师是他们的最大威胁。1895年2月7日，经过数天的激烈战斗后，日军二十多艘战舰对北洋海军进行总攻。由于威海卫南岸的炮台已经被日军占领，北洋海军舰队不得不进行腹背受敌的作战。两天后，一直消极避战的北洋海军鱼雷舰队动摇逃跑，解除了鱼雷威胁的日军趁势轰击刘公岛，“炮弹如雨”，威海卫大势已去。


    当四面楚歌的北洋海军指挥官丁汝昌接到李鸿章的命令，让他率领舰队设法突围的时候，两个洋人突然出现在战争中。


    这两个洋人是李鸿章请来的“外国顾问”，目的是为帝国海军训练海军人才。在现代技术方面，帝国对洋人的看法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大凡是洋人必定都“身怀绝技”。这两个美国人，一个叫浩威，一个叫严威德，他们是这样向帝国官员描述他们的“现代技巧”的：我们能够设计一种炮台，“外国再精强的水师都不能攻入”；我们能够设计一种战船，“运兵登陆时敌人看不见，轰击敌舰时无论敌人停泊还是行驶都能将其击沉，而且经过敌人炮台时敌人也还看不见，经过水雷时没有任何危险”；我们能让“我方鱼雷靠近敌人舰队时敌人没有察觉”；我们能够轻易地把普通商船“改造成标准的战舰”；我们能够在48小时之内把海面布置成天罗地网而“不用水雷”；我们能让机器喷出烟雾缭绕于大海上使敌人“闻而气闷即退”。就是这样的两个洋人，他们的任命书竟然是由帝国的皇帝亲自颁发的：“令丁汝昌与二人画押，先付聘金美金一万元。”结果，战斗开始以后，两个洋“顾问”忙了起来，忙着借用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投降书”。投降书中明确向日本人表示：他们准备把中国北洋海军“正式移交给日本方面”。（《李鸿章》，董守义着，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84～385页。）


    史料记载：“洋员……煽动士兵拒不执行命令，并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从。但是，威海口外日本军舰和鱼雷艇已经布满，北洋舰队各舰均受伤，率领舰队突围已经不可能。最后，悲愤已极的丁汝昌下令将“定远”、“靖远”两舰炸沉，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另外派人把北洋海军的档案送往烟臺。然后，帝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


    丁汝昌的副手刘步蟾自杀。


    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自杀。


    “镇远”舰代理管带杨用霖拒绝出面接洽投降，自杀。


    洋“顾问”借用丁汝昌名义起草的投降书被中国主张投降的官员送至日军手中。果然，按照洋人的建议，北洋舰队所剩10艘军舰被“移交”给了日本军队。


    1895年2月17日下午16时，雨雪交加，日本联合舰队开进中国威海卫口内。


    中华帝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中日甲午战争以帝国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