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发表十天后的12月15日，东京宪兵队袭击了麻布的“满洲国大使馆”，把在那里边的协和会东京事务所人员一网打尽，关在了宪兵队的地下室，罪名是“乱军”。其实在石原回日本时，东条英机与其心腹，东京宪兵队长加藤泊次郎大佐和特高科长大谷敏二郎少佐就提出要以“违反军纪，临阵逃脱”的罪名处分石原莞尔。但是板垣陆相不同意，吵了半天以后板垣来了个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石原莞尔住院，东条英机也调去当陆军航空总监去了。


    所以这是在石原莞尔离开东京以后，加藤大佐来报仇来了。有板垣在，动不了石原本人，但抓几个石原的追随者总是可以的。


    （石原和“满洲协和会”的追随者们，前排右起第一人就是小泽开作）


    石原莞尔当了要塞司令以后成天招待新闻记者，宣传他的“东亚联盟”理论是一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这里的景色多好，但是是军事禁区，禁止摄影。却又开放参观，参观不让摄影太煞风景了，你们记者多拍几张照片，也算我当了一任要塞司令”。


    顺便谈谈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理论。这个理论在谈到石原莞尔时经常被谈到，有时候被称道的神乎其神，这个理论到底是个什么理论呢？7.7事变以后，日中进入了全面战争，无可奈何地面对着他的“最后战争理论”的破产，石原莞尔写了一篇名为《支那事变解决的根本策》，想提出一个在已经坏死的肢体上抹烂膏药的的方法，内容主要有三点：


    1. 日中互相尊重。


    2. 经济一体化。


    3. 日满中组成亚洲的共同防御。


    先不要谈这三点在当时只是石原莞尔的一种幻想，就这种幻想在1938年1月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以后也完全破灭了。但是一部分石原的信徒对这种理论很有兴趣，战后当过田中角荣内阁的建设大臣的木村武雄当时是众议员，他领了几个人在赤坂的熘池结了一间房间就挂了一块牌子叫做“东亚联盟协会”开了张。1940年底木村还带了18名国会议员组成了一个“东亚联盟促进议员联盟”跑到中国大陆来活动企图打倒东条内阁。结果被南京的总军作战参谋们拿着军刀找上门来：“我们在天皇陛下的命令下打仗，有什么可反省的”，要把他们全部撕拉撕拉地，后来是板垣总参谋长看在石原莞尔的份上才算饶了这帮议员，让他们活着回了日本。


    （石原在向“东亚联盟”的盟友们解说满洲事变的过程）


    这些议员中有一位就是1919年在北京发表着名的“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讲话后来1960年被右翼分子刺杀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


    这个东亚联盟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在思想上受石原莞尔指挥的基本颜色是反东条的一个组织。战后辻政信接过了这个组织的信条再改成“自卫中立”的口号又开始热闹过一阵，甚至后来的左翼学生运动中在着名的“日本赤军”的精神信条中都可以找到受东亚联盟影响的痕迹，这也可以解释劫持“淀号”飞机的学生领袖们为什么要指定平壤作为避难地的理由。


    要塞司令还有一个日常工作就是弔孝。中国大陆战场的战事越来越激烈，侵华日军的死亡人数也越来越多，各地成天就举行些“慰灵祭”什么的活动来迎接骨灰。要塞司令官作为地方军事长官，所有这样的活动都要参加。石原也就成天跑来跑去，拿着副官写好的堆满了“勇敢战斗”，“赫赫武功”的八股文章照着念，倒也闲不下来。


    八个月以后的1939年8月，石原莞尔晋升为中将，调任京都的第十六师团长。看起来已经走到了终点的石原莞尔这次起死回生，重返师团长的要职，是即将去南京就任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送给他这位盟友做的最后一件礼物。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二十一）


    末日（七）


    （第十六师团长石原莞尔中将）


    可是这件礼物对石原莞尔已经没有意义了。石原莞尔已经厌倦了这支军队，厌倦了这场由他本人打起来的战争。特别是只有像石原这样的高级军官才能看到的阴暗面更是让人噁心。


    战争越来越激烈，军费也成了天文数字。国家预算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得发动老百姓捐献才能过日子了。各个地方，公司捐钱买坦克飞机，然后用这个地方或公司的名字命名，交给军部。京都有个着名的欢乐街叫宫川町，宫川町的女人们也爱国心切，捐出来了两辆坦克，命名仪式和捐献仪式在京都的深草练兵场举行，作为京都师团的师团长，石原莞尔当然得参加。


    练兵场上挤满了这些一般在白天看不到的女人们，最讨厌这种官僚仪式的石原莞尔今天也没有像在这种场合那样拉着一张扑克牌脸，而是带着一脸很阳光的笑。酒色财气，石原莞尔是隔一样爱一样：石原不喝酒不贪财，但特别喜欢逛花街淘闲气。当年在陆军大学校时，石原每个月发了工资都是原封不动的提到欢乐街，当着姑娘们的面打开来，留下自己的伙食费以后，让姑娘们自己去分的。这次京都欢场大聚会，石原能不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