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爆破由后来的第36师团少将参谋长今田新太郎少佐负责。因为他在进陆军大学校之前是工兵中尉，爆炸的行家。现在他在满洲干什么？说来有点丢少帅的人，当时他是后来的中将陆军次官当时是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少佐的助理。
他们的活动经费是从哪里来的？《花谷手记》里说得很清楚：“河本大作从内地（日本国内——俞天任注）源源不断的提供，使我们没有感觉到任何不自由。”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是贩毒所得。
这动静闹得够大的了，有没有人知道？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十一）
赌博（五）
说实在话，除了张学良之外没人不知道。张学良也只是在学鸵鸟——装不知道，怕真知道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眼不见为净，张少帅干脆躲到关内北京去，我把满洲让给你关东军总行了吧？
石原莞尔周围的那些大陆浪人几乎全是地痞流氓，别指望他们能保守住秘密，所以东北是指要会吃窝窝头就知道关东军在搞什么名堂。就连东京也知道了。
石原的盟友们到没有出卖他，泄露消息是一个想不到的人：花谷正少佐。花谷正不是在满洲到处请人喝酒来测试这个人是不是酒后不语吗？可他忘了测测自己是不是“真君子”了。8月份花谷正去东京出差，原宿温柔的下女们几杯酒一灌，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全坦白了。
花谷正去的料亭是要人去的料亭，这个消息就传到外相币原喜重郎耳朵里去了，币原告诉了首相若槻礼次郎。若槻找了陆军大臣南次郎来问，可这个南次郎是有名的什么都弄不明白的糊涂蛋，就是因为糊涂才被抬到陆军大臣的位置上，怎么可能说得清楚。若槻首相急了，说你一定要查清这件事。南次郎就来查了。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案》是怎么个态度呢？内阁的态度又是什么呢？首先连对美开战的确实日期都不肯通知内阁的军部当然不会把这个基本上是秘密的方案通知内阁，因为政府有可能反对。为了防止政府的反对，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1931年3月和大川周明策划了一次政变，也就是所谓“三月事件”，这次政变在冈村宁次和永田铁三的反对下流了产，反对的理由是冈村宁次认为在国内改造以前应该首先解决满蒙问题。所以在9.18事变以后桥本欣五郎立即又和大川周明策划了另一次未遂政变：10月事件。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就是“军部”这个词。“军部”在谈到日本现代史的时候经常用，不少人以为和“日本军阀”或者“昭和军阀”是同义语，但其实有些区别。“军部”是日本军阀或者昭和军阀的代表，但“军部”这个字本身在当时确有明确的定义。军部是指“大本营参谋本部部及军令部的作战部”，也就是特指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作战部这两个日本陆海军的指挥核心的。
从上可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包括其核心的作战部捲入9.18阴谋的人相当多。但陆军省，参谋本部作为一个整体，表面的正式见解是反对在中国大陆恶化事态。所以南次郎就找来了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来问话。建川也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回了南次郎这么一句话：“不能完全否定关东军举事的可能性”。
靠，这不就是要闹事嘛，南次郎可真急了。当场逼着建川次长去满洲阻止关东军闹事。
建川本人就参与了这个计划，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其实建川刚从东京出发，桥本欣五郎就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去了秘密电报，说计划已经败露，建川美次已经上路到满洲来阻止了，要干就得在建川到来之前。
土肥原在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倒也不是有意在瞒他。因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当时在旅顺，而土肥原在奉天（现在的渖阳）的缘故。巧就巧在当时正好在东京出差，收到电报的是正好那天在奉天特务机关值班的刚调到奉天特务机关当土肥原助手的花谷正少佐，这样在没有进一步扩大知情范围的情况下，石原和板垣知道了这个消息。
9月15日，正陪着刚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进行巡视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个人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会议室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要中止了，四个人面面相觑。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就这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提前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