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敌人，我们就只能满足于尽可能小的目的，因为达到较大的目的当然要比达到较小的目的消耗更多的力量。但是，我们能为自己规定的最小的目的是单纯抵抗，即没有积极意图的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手段能相对地发挥最大的作用，取得结果也最有把握。可是这种消极性有没有限度呢?显然不能发展到绝对的被动，因为纯粹的忍受就不是作战了。抵抗也是一种活动，通过它应该消耗敌人很多力量，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图。这就是在单纯抵抗的每一行动中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意图的消极性质就表现在这里。
毫无疑问，消极意图在单个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要比积极意图在同一情况下所产生的效果差一些(如果积极意图能够实现的话)，但是，这两种意图的差别恰巧就在于前者比后者容易实现，也就是把握较大。消极意图在单个行动中效果较差这一缺陷，必须用时间，也就是通过持久的作战来弥补。所以争以消极意图为基础的单纯抵抗，是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敌人(即疲惫敌人)的自然手段。
在整个战争领域中到处都可看到的进攻和防御的差别，其根源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想说明:这种消极意图本身就提供了一切有利条件和较强的作战形式，有助于实现这种意图，胜利的大小和获胜的把握之间的哲学上的力学定律就体现在这种意图里。所有这一切我们以后还要研究。
如果消极意图(即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单纯抵抗)能够带来有利的斗争条件，而且这种优越性大到足以抵销敌人占有的优势，那么仅仅通过持久的作战，就足以使敌人力量的消耗逐渐增加，以致他的政治目的即使达到了，也抵不上付出的代价，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政治目的。由此可见，这种疲惫敌人的方法是弱者抵抗强者时大多会採用的方法。
在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本来是不能击败奥地利帝国的，而且，假使他企图象查理十二那样行事，就必然会一败涂地。但是他天才地运用了合理使用兵力的巧妙方式，使联合起来同他为敌的列强在七年中看到力量的消耗远远超过当初想像的程度，于是只好同他媾和。
由此可见，在战争中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很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限于打垮敌人。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人地区、单纯占据敌人地区、单纯入侵敌人地区、採用直接同政治有关的措施和单纯等待敌人的进攻等都是方法，这些方法的每一种都可用来挫伤敌人的意志，但哪一种比较有效，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系列达到目标的捷径，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因人而异的方法。在人类交往的哪一个领域中不迸发着超越一切物的关系的个人特点的火花呢?在战争中，个人的特点无论在政府中还是在战场上都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因此，更是不会没有这种火花的。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存在着这些方法，因为要想把它们分类，那是书呆子的作法。由于有了这些方法，我们说，可以用来达到目标的方法是无穷无尽的。
为了不致把这些能达到目标的捷径估计过低，既不把它们仅仅看成是少咒的例外，也不认为它们在作战中造成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引起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我们必须看到，争取国家坐存的殊死的战争，同由于有强迫结成的同盟或行将瓦解的同盟而勉强履行义务的战争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战争之间存在着无数种类的战争。如果我们有权在理论上否定其中的某一种，那么就有权把它们全部否定，这就是完全无视现实世界。
以上我们一般地论述了人们在战争中追求的目的，现在我们来谈谈手段。
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斗争。不管斗争的形式多么繁多，不管斗争同粗呆地发泄仇恨的搏斗多么不同主也不管在斗争中夹杂着多少本身不算是斗争的活动，但战争中产生的二切效果都必然来源于斗争，这一点始终是战争这个概念所固有的。
即使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也永远是这样，这一点很容易证明。战争中所产生的一切都是通过军队体现出来的。哪里使用军队，也就是使用武装起来的人们，那里就必然有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
所以，同军队有关的一切，也就是同军队的建立、维持和使用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军事活动的范畴。
显然，军队的建立和维持只是手段，军队的使用才是目的。战争中的斗争不是个人对个人的斗争，而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区分这个巨大整体中的单位，一种按主体区分，一种按客体区分。在军队中通常总是把一定数量的军人编成单位，一定数量的单位又构成高一级组织。因此，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单位的斗争就构成一个或多或少可以区别的斗争单位。另外，按斗争的目的，即斗争的对象，也可以把斗争分成单位。
我们把斗争中可以相互区别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叫做一个战斗。
既然军队的使用是以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的，那么军队的使用就无非是若干次战斗的决定和部署。
因此，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士兵应徵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接受训练，以及睡眠、吃饭、喝水、行军，这-切都只是为了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进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