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美国，这就是最高贊语。至高无上的《独立宣言》“最早”宣告了美国的“诞生”。对“最早”的赞颂（纪念《独立宣言》仅是其中一例）是美国生活的特徵，外国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美国历史的短暂更加强了这一倾向。美国人判断孰先孰后，不是用历史尺度，而是用游标卡尺。你有你的“维吉尼亚最早的家庭”，我有我的“最早的长老会教堂”（如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所说），美国人争夺“最早”，互不相让。美国历史本身恰如一片无主的大陆，准都可以前往落脚谋生，谁到得最早，准就能够得到荣誉和财富。绝对的“最早”，可以取得无可争辩的至高地位。


    庆祝的目的在于证明：美国是一个“脱胎于自由”的国家。美国人把庆祝国庆变成了证明自身合理性的日子。七月四日重申建国的意义所在。宣读并赞颂《独立宣言》不仅是为了纪念国家的诞生，而且还为了纪念国家诞生的“理由”，宣告并重申国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就这样，美国人表现出他们对本国存在的意义是不断关注（和忐忑不安）的。美国人的出发点是：一个新国家的出现必然有其充分的理由和积极的意义。


    美国的自我肯定的典礼仪式很多，我们或许应当称之为自我肯定的“狂欢”，而七月四日只是其中之一。在美国，国家的存在和国家的“目标”奇异地混为一体了。七月四日举行盛大节日的目的在于表明（如约翰·亚当斯所说）“导致美国独立的原则和感情”。


    美国人在“国家的目标”这个问题上所感到的困扰实有甚于其他民族。历史悠久的民族认为他们国家的存在早已被上帝和历史所认可，自然不必定期申明本国存在的理由。然而，美国却是在一次证明自身合理性的行动中诞生的。首先，《独立宣言》不仅是向美国人，而且是向全世界发出的宣言。美国人从建国之始就不断显示自己负有世界使命，并不断向全世界证明这一使命的存在。美国人不可思议地把七月四日这个最重要的爱国主义节日变成了反覆解释建国目标，并向全人类加以证明的日子。这一点在杰斐逊去世前几天写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对不能前往华盛顿参加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的纪念庆典表示遗憾，接着便阐述了这个节日的意义：


    我相信，这一天终将成为对全球发出的信号（有的地方早些，有的地方迟些，但终将遍及全世界），激励人们挣脱锁链，领受自治带来的幸福与安全。过去，僧侣式的愚昧和迷信使他们甘受锁链束缚。现在，我们建立的新国家恢复了自由运用理性与思想的权利。全世界人民认识到或正在认识到人类的权利所在。普照世界的科学之光使每个人都能看清这样一个鲜明的真理，人类的大多数并非生来就是听由役使的骡马，那少数足登马靴的幸运儿也并非因为承受大恩而得以合法地驱策他们的同胞。这就是我国人民和其它国家人民的希望所在；愿每年的这一天能不断唤醒我们牢记人类权利并对此忠贞不渝。


    第八章　辽阔的共和国


    “邦联政府好比是杂交新品种，世界上尚无先例可循。”　——埃尔布里奇·格里


    美国是共和政体长期存在的最大的国家，然而它却比旧世界任何共和政府包含更多、更小型、更有效率、也更富竞争性的独立单元。美国的政治“制度”既是新世界新奇事物的反映，也是所有政治家预测、规划或约束政治发展的最大能力的见证，政党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权力和目标的真正核心，然而它们却简直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在其它地方，一个政治国家的建立通常是由于一个强大的省份（如普鲁士、萨瓦或法兰西岛）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或是由于一个入侵者（如征服者威廉第一或拿破崙）强行管辖当地没有组织起来的民众。但是美国不知怎地却自发地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正是那些分散的力量使它得以巩固。在很多使人感到慰藉的幻想中，最吸引人的就是：美国这种政权方式能始终维持不变，或者经过一代人有意识的努力可以牢牢地把它捆住。


    四十三　帝国内部的迷雾：从主权论到联邦制


    美国的独立是一场脱离母国的战争。它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是从欧洲思想体制中脱离出来的另一种方式，是废除旧世界专制主义的另一种手段。加速这场革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欧洲人顽固地坚持一种见解，认为当时正在发展的尚欠明确的制度，应该适应那些陈旧过时而不着边际的理论。在西欧，现代国家是通过权力的巩固得到发展的。例如中世纪末的英国，那里有象亨利第一和亨利第二这样强有力的统治者组织了一个中央行政当局，利用巡回法官建立“习惯法”，与此同时，日益巩固的议会又把决策权集中到中央；这样，国家便通过向心力的加强而得到发展。同样，在整个欧洲来说，中央集权已成为国家兴起的同义词。


    十七世纪，当不列颠帝国的扩张越过大西洋时，新问题出现了。美国社会所关心的问题甚至比英国本土最偏远的郡所关心的问题更难干预料、也更多种多样。显然，对美国的治理和对英国其它地方的治理应该协调一致，这才是明智的做法。然而美利坚地处远方，通讯联繫不便，致使中央控制十分困难或者不可能实现。即使是最审慎、灵活和有远见的英国行政官员，如果不了解情况，或者如果他们的信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落后几个月，那么他们也无从使自己的计划适应殖民地的状况。治理权和职责分散到各殖民地中心去，是由很多条件造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通讯联繫。十八世纪中叶以后，通讯联繫开始有所改善，但为时已晚。一个有效的联邦制已经发展起来了。一种美利坚政治制度（它是新合众国的希望，也象徵着它的艰辛），已经缓慢地从殖民地生活的条件下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