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部长约翰·卡尔洪支持亚当斯。卡尔洪坚决认为”热衷于拓疆是社会上男子汉最突出的规律。“但他却无意中作了讽刺性的总结：”一个国家由于自愿分离而导致自身瓦解，这在历史上尚无先例。“然而这些信念并不可靠，卡尔洪自己后来改变了看法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多久，南方和北方的政治家都有了新的理由对不加区别的扩张表示担忧。除了原有的疑虑和恐惧一担心出现殖民主义，担心种族血统混杂，担心旧日美好的联邦被削弱之外，现在又增添另一种政治上的担忧——南北双方都害怕增加新州会增强对方的实力。


    在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之间那段时期里，拓疆一事带来的情绪变化是混乱和踌躇相交织的结果，也是大胆希望和犹疑不决的产物。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几乎全都是在一生的某个时期把美国看成比实际狭小得多的有限地域，而在一生的另一个时期又希望美国扩展到比实际可能要大得多。有些人把国家的发展看作是充填那显然早已註定的疆域，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种看法是忽略了在国家形成的那个世纪里，美国人脑海中关于国家前途所存在的特殊混乱、特殊希望和特殊前景。因而，按照历史的观点，在南北战争中，联邦中的一部分人自行组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行为似乎不应看作是一种狂热的胆大妄为。


    美国政治边界象几何图形般整齐均匀，这还是以后的事。举例而言，辽阔的俄勒冈地区包括了后来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以及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的很大部分，这块土地在一八一八年以后将近三十年期间，一直是美国和英国联合占领的地区。美国同英国的谈判实际上是不断努力使该地区的边界保持含含糊糊的状态，等待美国移民源源而来自行解决问题。美国在一八三六年所承认的独立的德克萨斯共和国，到一八四五年併入合众国版图时为止，一直保持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在同美国进行的不太顺利的谈判中，萨姆·豪斯顿总统本人认为对德克萨斯来说，合併是一件好坏参半的事，他的疑虑导致他迟至一八四四年还批准同英法建立联盟，以便进一步巩固德克萨斯的独立。美国国内当然激烈反对合併。约翰·昆西·亚当斯二十五年前曾坚持”美国和北美是同义词“，在一八四三年他却领导反对合併德克萨斯的斗争。十几个着名的美国人士与他联合一致，在一次面向全国的有力的演讲中提出警告说，合併的要求不能表达德克萨斯人民的真正愿望。他们强调，这是南方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合併会使联邦解体。希望和犹疑相交织的情绪并没有在格朗德河畔销声匿迹。跟亚当斯同声同气的一批人仍然坚决主张保持一个紧密团结的小小联邦，以求维持古老而微妙的力量平衡。另外一些人抱着同样的热忱发动了”全墨西哥“运动。在同墨西哥交战（一八四六至四八年）之前、交战期间和战后，一大批形形式式言辞坦率的美国人，但决非偏激的狂热之徒，一再宣称如果美国不把它那”自由的帝国“一直向下扩展到巴拿马地峡，美国就是有逆无意。一八四六年六月，沃尔特·惠特曼在墨西哥的尤卡但听到人们的不满时，挥笔写了一篇社论，标题是：《让星条旗上的星星更多》，兴高采烈他说，尤卡但”无需冗长的好言诱劝就可以加入美国“。


    加里福尼亚后来成为美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它在十九世纪的前半叶，却是一个动荡不定、变化莫测和混乱不堪的地区。早在一八四三年，来自美国的移民就开始把圣华金谷开拓为殖民地。到一八四六年，仍然只有五百名美国人定居在加里福尼亚海岸，对比之下，在这里的西班牙血统的墨西哥人约有一万人，还有二万以上的印第安人。就在那一年，一个加里福尼亚共和国摇摇摆摆地宣布独立。但是，华盛顿同西海岸之间交通阻隔，海军同陆军相互问你争我夺，墨西哥军队持续抵抗，大区域内各地区问的矛盾以及占优势的非美国人口的动荡不安，使得加里福尼亚乱得象口开水锅一样沸沸腾腾。一八四八年一月萨特锯木厂所在地发现金矿，这并不在任何人的计划范围以内。淘金热潮突然在两年内使美国移民猛增到十万人。即使如此，当时加里福尼亚的政治前途仍然是捉摸不定的。


    根据一八四八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加里福尼亚这片土地割让给了美国，但是一八五○年接纳加里福尼亚加入联邦主要是为了调节原来联邦内部的势力平衡，而不是为了充实有关民族命运的明确概念。当加里福尼亚终于以平等的州的身份进入联邦时，这仅仅是一八五○年微妙地保持平衡的形形色色妥协行径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是（用卡尔洪的话说）”在地区力量平衡中又一个危险的硅码“。韦伯斯特等人由于对地理的无知，一再论证国会毋需决定是否把蓄奴制扩展到一八五○年的领土，因为奴隶制度早已在某种程空上由于土地和气候不同而被”排斥掉“了，鑑于这种论调，当时笼罩国家命运的乌云又加重了。


    在十九世纪中叶，”命定扩张论“掩盖了大量的疑虑。尽管自有北美殖民地之日起，就有一种欧洲移民的扩张是神的意旨这种意识存在，但是”命定扩张论“这个词还是表达这种意识的最为流行的提法。它是活力充沛的约翰·奥沙利文在一八四五年十二月的纽约《晨报》中杜撰出来的。南北战争后，乔西·比林斯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