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年十月国会开始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一事进行辩论，这次辩论十分稀奇古怪，但却意义深远，由于这是一七八三年条约界定的国家原有版图的第一次扩大，因此也是整个民族对领土扩展的看法在立法机构受到的第一次考验。同时，这也暴露出那些仍然活着的宪法制定人面临这种重大问题时思想多么混乱。象古维诺尔·莫里斯这样的联邦主义者在制宪会议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如今在联邦权力的问题上，却一改他们平时比较开阔的观点。他们坚持国会无权”批准接纳制定宪法时不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地方成为新的州或准州“。二十年前，莫里斯曾经是宪法第四条的起草者，现在重新回顾却又解释说，他曾经有意识地使这一关键性章节的文字含糊不清。他自称当时曾预见到”一旦获得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最合适的办法是把它们作为省来管治，不让它们在我们的议会中有发言权。“不过他说，由于当时有别人反对，他宁愿避免纷争，而没有使这个问题公开化。


    一八○三年，杰斐逊的共和党人（他们都以坚持严格解释宪法而着称）原先也承认宪法未曾明确赋予国会或总统以扩大国家版图的权力。然而，杰斐逊本人却出人意料地一反他一贯的立场，竭力主张国会先批准这项条约并且从速支付购买款项，”然后再要求国家为宪法增添条文，以贊同并批准一项国家从来未曾授权过的行动。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让我们拥有外国领土，更何况是把外国併入我们的联邦。行政部门抓住了这个可以为国家带来极大好处的偶然事件，採取一项超出宪法范畴之外的行动。立法部门必须抛弃难以捉摸的形上学理论，象忠实的奴僕那样甘冒风险，批准这项条约并同意为此付出款项。他们为了国家只能全力以赴，採取未曾得到授权的行动。我们知道，他们一旦处于可以这样干的地位，为了自己他们也会这样干的。“杰斐逊之所以如此强调，不是为了未来崇高的事业，而是为了当前的迫切需要。跨越崇山峻岭定居于密西西比河彼岸的美国公民迫切需要利用这条河流运输他们的货物。杰斐逊解释说，这项购买是为他们提供通向世界的生命线的唯一道路。


    国会在十月份开会讨论这项条约时，杰斐逊已经说服他自己和他的党，要他们相信国家的需要是如此之紧迫，又是如此之一清二楚，因此根本不需要任何修改宪法的修正案。他的反对派联邦主义者则振振有词地指出殖民主义的危险和无限扩展国家版图的危害。联邦主义者辩护人们一再警告说联邦有可能削弱。如果说宪法当初规定要有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才能作出即使是最小的修改是十分明智的话，那么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便”可以接纳原属外国的新州，而且将老伙伴们淹没，那是多么危险呀（引自康乃狄克的特雷西参议员的讲话）……这种接纳给南部和西部带来的实力对比是同我们原有的联邦原则相矛盾的。“


    一八一○年十二月，接纳购买地一小部分（奥尔良准州）作为一个平等的州加入联邦的议案提出来了，这时恐惧变得缓解了。截至那时为止，所有新接纳加入联邦的各州都是从一七八三年和平条约规定的美国领土中划分而成的。这个问题同美国实际边界未定这个尚未解决的大问题交织在一起。建议成立的路易斯安那州包括西佛罗里达一片土地，这片土地当时也许仍属于西班牙。但是，现在十分尖锐地摆出来的根本问题是原有的联邦会被削弱。一八一一年一月十四日，麻萨诸塞的乔赛亚·昆西在众议院猛烈抨击说，”按照我深思熟虑的见解，如果这项法案得到通过，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个联邦的解体；并将使各州摆脱道义的约束；而且由于权利归于全体，而承担义务的只有某些人，所以这就必将成为分裂的前奏——结果是能够和和气气地分裂固是大家所愿，不然就会不惜採用暴力。“众议院以多数票否决了昆西的意见，认为这是制造混乱的言论。这项提案通过了，路易斯安那在一八一二年成为一个州。


    在大陆进行扩展的第一步引起一些大惊小怪的人的恐惧心理，担心整个联邦会变质；担心原来的老伙伴会被新州压倒；担心不出多久会出现一个有新宪法的新国家。固执的联邦主义者费希尔·艾姆斯成了新英格兰人的代言人，他提出警告说，增添了象路易斯安那这样的外国土地，会为那些不懂神圣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原则的人打开闸门，而这项神圣的原则却是联邦的基础。他说，即使”荒野里的水獭“的理解力大概也不会低于”法国—西班牙—印第安未开化的人和冒险家的杂凑队伍“。无怪乎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当英国军队逼近纽奥良时，象蒂莫西·皮克林之流忠诚的新英格兰人就希望该城早日陷入英军之手。然后，横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部便可以和英国胜利者合併，留下的只是一个小而有条不紊的美国。


    如果说跟美国原有版图邻近的土地，其命运是如此游移莫测，那么同美国距离较远的土地又将是什么命运呢？这里指的不是密西西比河两岸，而是甫美洲遥远的地方；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突如其来的，也是出乎意想之外的。一八○八年拿破崙对西班牙的入侵，为西班牙南美殖民地提供了奋起反抗西班牙陈腐殖民统治的机会。一八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加拉加斯和智利的圣地亚哥都纷纷建立秘密团体，开始只是为西班牙被废黜的国王费迪南德七世坚守土地，抵御法国的势力，但很快就发展成为成熟的独立运动。一八一一年，杰斐逊从那里觉察到另一种信号，美国”必须有其本身的利益体制，决不能附属于欧洲的体制。“到了一八二二年，门罗总统和当时的国会承认那些高举反抗大旗的殖民地为独立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德克斯特·珀金斯指出的，就是美国没有同任何欧洲强国商量就採取了如此重大的步骤——”纯粹是根据美国的主见，也纯粹是按照美国的观点。“这件事无可怀疑地宣布美国脱离欧洲政治势力范围而自行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