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奴隶和黑人自由民都是没有公民权的，也不能参加政治社团，如各种城镇会议，所以就更感到与世隔绝。同样，奴隶显然也不会感到自己与社会命运相关，因为只有拥有财产、参加经济竞争、与人合股开办企业的人才会有这种感情。


    总之，奴隶不是任何社会的一分子。甚至他同自己劳动的种植园或自己所尊敬的主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不徵求他的同意而结束，主人可以擅自决定奴隶新的劳动地点。贊成奴隶制的许多经济上的理由之一是：劳动力可以由僱主随意调迁。许许多多不依奴隶意志而转移的或者奴隶根本毫无所知的事情——奴隶主宣告破产，接遗嘱清偿房地产，菸草、大米、棉花等农产品价格的变动，甚至白人主人一时高兴或动怒，都可以迫使奴隶离开自己的家乡、家庭和朋友，到一个并非自己选择的地方去。


    那么，黑人在什么地方才能感到自己是生活在自己的社会之中呢？他的处境同两个世纪以前到美国来定居的清教徒移民颇有一些共同之处，甚至威廉·布雷德福关于早期移民是出于宗教原因而迁来美国的解释也或多或少适用于黑人。“事实上，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登上毗斯迦山，从这荒凉的原野看到美好的前景，产生希望，因此，他们除了乞求苍天之外，四顾茫茫，从外界任何事物中都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满足。”所以，黑人力图摆脱其孤立处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无需从非洲后裔身上寻找一些牵强附会的表面论点来说明黑人笃信宗教的原因。


    宗教感情的加深可以略微减轻一些奴隶制带来的痛苦，这种感情是出自个人内心的，十分天真、炽烈，不为习惯势力和人为的问题所动摇。在黑人身上，清教徒所指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教会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这在过去和今后都是罕见的。美国黑人的宗教体验是与众不同的，由于他们深深感到惶恐、孤独、无能为力，他们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以求减轻他们的痛苦，这种在黑暗中探索的感情迄今在黑人灵歌中仍有表露：


    天堂有我母，


    光辉盖太阳；


    天堂有我父，


    光辉盖太阳；


    天堂有我姐，


    光辉盖太阳。


    我辈上天堂，


    光辉也将盖太阳，


    远远胜过小月亮。


    由于黑人个人的需要，和他们缺乏倾诉感情的其它途径，于是便产生了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形形色色自成一体的黑人教会。且看下面这首黑人灵歌：


    我将参加那大团体，


    我将参加那大团体，


    它将点燃我小小的灵魂。


    这一类教会最初正是在奴隶制的种种限制下产生并形成其独一无二的特点的。南方白人改变态度，让黑人加入基督教，这其问充满了担忧与希望、个人经济利益与传教和人道主义热情之间的矛盾。自古以来的传统是：不能把基督教徒列为奴隶，因此过去人们一直不愿让印第安人和黑人改信基督教。到十七世纪末法律有了明文规定，即使皈依基督教也不能使奴隶得到解放。至此情况才有所转变。在殖民时期后期，断断续续地总有人企图让黑人改信基督教，这些活动大多是在以伦敦为基地的传教团体的倡导下进行的：有英国国教的牧师，有“在国外传播福音协会”的使者，还有热心的浸札会教徒和卫理公会教徒。甚至在第二次“伟大的觉醒”时期宗教信仰复兴运动作出努力后，也只有较少的几个黑人成为正式的基督教教会成员。但是，当东维吉尼亚等地的黑人人口超过白人人口之后，白人认真考虑的首要问题便是基督教宗教活动是否会影响黑人对白人的顺从。基督教能否说服黑人相信上帝早已同意奴隶制，上帝将在来世带给他们应得的报应，从而使他们更乐意接受自己低贱的地位？还是反而会使他们产生要求平等的危险想法？甚至由于鼓励他们集会，从而为鼓动家提供了讲台？各种教派各有其不同的观点，每个教派的态度还因时而异：当地发生的事件、关于黑人暴动的谣传和担忧对各个教派都有影响。但是，白十九世纪初以来，南方白人宗教界一直考虑的一个简单问题是基督教对奴隶制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是否能减少其弊端，发扬其优点，鼓励黑人逆来顺受。


    基督教的全部历史表明，它是同时提倡谦让和勇敢精神的宗教，它是殉教者也是十字军的宗教，它是圣弗朗西斯也是圣路易的宗教。黑人从福音书中既可找到医治其心灵创伤的药方，又可明白其地位卑贱的原因，同时还可找到要求平等的理由，以及鼓励反抗的动力。但是，南方教会的首脑人物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基督教变成主要是奴隶制的支件：他们把奴隶制美化成符合《圣经》教义的一种家长制家庭形式，而自己的责任则是教育“家长”（即奴隶主，履行对“孩子”（即奴隶）的义务，教育“孩子”履行对“家长”的义务。他们的论点是这样的：“每位种植园主实际上是一个家长，他的地位要求他成为全家之主……社会的形式是希伯来式的……第五诫成了社会的基础。只有在对外关系方面，国家才是最高的领导，而一切内部职责，包括国计民生、教育以及个人的相应义务都由内部自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