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南方人普遍认为，所有自由的黑人应该离开美国。由于南方白人对如何控制南方不断发展的城市内黑奴和黑人自由民人口的增加深感忧虑，因而他们更加坚持这一主张。相当多的南方人把这看作只是实现驱除全部黑人的理想目标的第一步。另一种较为温和的建议旨在防止暴动，主张每年送走一定数量的黑人，以逆转种族比例。有人估计，公家出钱每年运走两千黑人，就可完成这一目标。由前总统詹姆士·麦迪逊主持的美国殖民协会主张维吉尼亚州立法机构抓住时机早日通过向外殖民的方法，全部废除奴隶制；该协会维吉尼亚州分会的主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认为，不久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应能说服南方各州立法机构从立法和财政两个方面着手促使所有黑人自由民移居他乡。美国殖民协会租了一条船，把约二百名南安普顿县的黑人送往非洲，但是他们在上船前首先在夜间遭受了一系列鞭挞，这是又一种“鼓励”。


    在当地的废奴主义者中，影响最大的是维吉尼亚州长约翰·弗洛伊德，他本人也是奴隶主，有十几个奴隶。他在国会工作了十二年之后，被立法机构选为主张州权派的候选人。弗洛伊德在一八三一年十一月的日记中写道：“我要在离任前努力使本州通过逐渐废奴的法律，至少无论如何要禁止在蓝岭山以西蓄奴，”弗洛伊德对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汉密尔顿介绍他的计划：更严格地控制所有的黑人；驱逐所有黑人自由民；逐渐出售以至最后从维吉尼亚州输出全部黑人。


    当年十二月举行的维吉尼亚州议会会议中出现的分歧，反映了维吉尼亚州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东西部冲突，这也是美国国内更大范围冲突的缩影。反对奴隶制的议员一般来自蓝岭山以西，那边黑人很少，而维护奴隶制的议员则来自蓝岭山东侧和维吉尼亚东部，那边有许多大奴隶主，占有大量黑奴，为此曾付出大量钱财。但是也有例外，如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杰斐逊的外孙）、托马斯·马歇尔（首席大法官的儿子）和里奇蒙的两名着名编辑一托马斯·里奇和约翰·汉普登·普莱曾茨，他们都加入了反对奴隶制的一方。在是否废除奴隶制这一中心问题上，一百三十四名议员的投票情况表明两派意见旗鼓相当：约六十人贊成立即制订废除奴隶制的方案；约六十人（包括有些人同意奴隶制是罪恶的制度，但坚持认为消灭奴隶制的障碍是不可逾越的〕反对採取这类行动；约十几人自称赞成最终释奴，也希望立即发表反奴隶制宣言，但他们又是妥协派，宁可推迟作出决定，而不愿使矛盾激化，这些人维持了力量平衡。最后是主张保持现状者取胜，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主张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而反对奴隶制的人在废奴方案问题上却联合不起来。


    在这届议会结束之前，代表们提出了各种支持和反对奴隶制的论点——这是一次得到公开广泛报导的辩论，辩论中表现出来的良知、雄辩力、激情和论争自由是美国历来罕见的。最初几天的会议激起了很大的希望，一月七日里奇蒙《问询报》的社论说：“据我们所知，有色人种问题委员会很可能会提出解决有色人种自由民的某种方案——但是，难道我们只能做这些？难道我们要永远容忍可能毁灭我们国家的最罪恶制度继续存在，甚至更加发展？……我国最有智慧的人应立即对此问题予以最大的关注，而且愈早愈好。”有些维吉尼亚人听说南方同胞揭露、甚至宣扬自己社会的缺点，感到惊愕。一月二十五日进行了最后表决，结果以七十三票对五十八票击败了建议在本届会议制订法律废除奴隶制的动议。这件事的意义几天后由里奇蒙的《制宪辉格党报》的编辑作了如下总结：


    当时的调查和讨论结果最后体现在下列众院各项明确或含蓄的声明中：（1）本届议会立法废除奴隶制是不适宜的；（2）维吉尼亚州的有色人种是一大祸害；（3）根据人道主义和政策，首先应要求迁移自由民，然后迁移将来会获得自由的人（目的在于广泛而自愿地释放奴隶）；（4）但这样做会使我们财源枯竭；（5）（这是一段意义毫不含糊的声明）当公众舆论更加明朗，人民更明确地表明他们的意见，而且制定出更妥善的措施时；才便于开始执行废奴制度，众院已走到了这一步，我们认为，他们无权採取进一步的行动。


    一八三一至三二年的辩论表面上收效甚微，但是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只看表面现象，忽视辩论潜在影响的人们中间，立即产生了一种自我庆幸的乐观情绪。北方人把维吉尼亚看作是南方舆论的传统领导，期待南方其它各州仿效维吉尼亚的做法；一位北方佬甚至把这次辩论誉为《独立宣言》以来维吉尼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一些北方人利用维吉尼亚人列举的奴隶制种种悲惨后果来驳斥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参议员罗伯特·海恩等南方人所持的论点——认为南方痛苦的真正根源来自保护性关税。马里兰的报纸把维吉尼亚州议会的辩论同马里兰州议会的决定相比，指出后者决定提供大量款项供殖民非洲之用，而维吉尼亚的辩论除了空话外，没有任何结果，相反却制定了更多的警察条例。


    这次辩论在维吉尼亚以及南方其它地方产生的主要影响是促使贊成奴隶制的人公开站出来为自己的观点辩解，给他们机会发表意见，从而为南方倾注了新的活力，利于它们维护奴隶制。在一八三二年春的州议会选举中，反对奴隶制的若干东维吉尼亚代表被击败了。有才干的南方作家，不再满足于仅仅反驳人们对“特殊制度”的攻击，或仅仅证明奴隶制并不象人们认为的那么不人道，或认为这种制度对受害者有着某种教化的效果；他们现在开始反攻了。他们採取的新策略与新老思想都有联繫，旨在说明奴隶制起了积极的作用，是个好制度。在此之前，国会于一八二○年辩论《密苏里妥协修正案》时，己有某些南方人公然站出来为他们制度的特有美德进行辩护；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支持奴隶制的一系列着作开始出现，其中包括托马斯·库柏博士的着作，证明《圣经》没有禁止奴隶制，并且各地实际上都存在不同形式的奴隶制。但是在二十年代之后的关键的几十年中，维吉尼亚贊成奴隶制的人们所真正推崇的“圣经”是托马斯·迪尤的《评一八三一及一八三二年维吉尼亚立法机构的辩论》（一八三二年，里奇蒙）一书。迪尤是威廉一玛丽学院的教授，三十岁，发表此书后四年，晋升为院长，他带领维吉尼亚学术界为南方的“特殊制度”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