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是新旧英格兰之间、巴比仑和锡安圣城之间的通道；它既是从殖民地到母国的水路，又是使殖民地人民免受贫穷、腐败、政争之厄的鸿沟；大海乃面向世界的康庄大道。


    海是无偏无私的，可以把任何东西运到任何地方：可以把请教徒、圣经、神学书籍运到新大陆，以建立圣经上所说的“山巅之城”；可以把朗姆甜酒运到西非洲换得奴隶，然后又把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劳役至死；也可以把鸦片从土耳其的士麦那运到中国。海有多大能耐，新英格兰也有多大能耐。海之为物，一往空阔，本身没有文化，有之，则是航海者在船上编来自遣的东西，这是幸事，使得新英格兰人到处飘洋过海，而从不背离乡上。最初乘船到新英格兰来的清教徒真是戮力同心，除神灵和风涛外，什么也不怕。他们的合群社会在船上就开始了；当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也是登上新大陆之前在海上就写好的。旅途中在船上的布道文如温思罗普的《基督徒善行楷模》，也起到了团结他们这个群体的作用。这种海上生涯大不同于日后美国人一群一群的陆上西征，因为在航程中看不到满布新奇的花草树木或珍禽异兽的景象，当然也不会受到野蛮的土着部落的威胁干扰。而在陆上行进，既可以欣赏到新奇的山川景色，每到之处，又可以扎营，可以散处，可以筑室而居。可是，把新英格兰人载到他们的“希望之乡”的大大小小船只，却要他们集中在一起，同舟共济；从而使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反而比出发前更加亲密、更加自成一体和更加团结。


    十九世纪初年，新英格兰人已经在加尔各答同印度人和在中国同官商们大打交道了，然而他们最难能可贵的特性却是不忘故土。远涉重洋的船长总忘情不了本上故乡的田舍家禽。日后此辈优游林下，也总爱在农庄屋顶上布置一角“船长瞭望台”，以回味一下当年的浪迹海洋；但是，大海却绝非新英格兰人的归宿之地。杰斐逊曾斥商人“不知有国”，此话徒见古老南方人见识之局限性，说明他不懂得新英格兰人之特色。新英格兰人与波涛为伍的精神，实则是出海愈远，思乡更切；这可不易为维吉尼亚人所理解。杰斐逊之热爱维吉尼亚，大抵因为深爱蒙蒂塞洛这个地方和他的庭前熟悉的景色；而麻萨诸塞人对他们的“家国”的眷恋——以亚当斯、珀金斯、杰克逊、卡博特、李等辈思想为代表的新英格兰爱国主义——深厚之处略同，但却更有一层广泛的涵义。彼辈心中所念念不忘的是一个精神文明和商业繁荣的总汇之地。


    麻萨诸塞土地贫瘠，但海产却很丰富，这一点很早就清楚的了。弗朗西斯。希金森于一六三○年就这样写道：“此间海鲜之丰，出乎意想，若非目睹，殆必不信。”初期移民不但捕得鲭、鳕、鲈、龙虾，更有“鲱、鲆、鲟、单鳍鳕、黑线鳕、鲻、鳗、蟹、蚝及牡蛎之属”。到十七世纪末，捕鱼已成麻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主要行业。鳕鱼之见重于麻萨诸塞，一如菸草之于维吉尼亚。有人嚯称维吉尼亚这块老领地是建立在“青烟”之上的；然则，麻萨诸塞这个清教徒之乡岂非建立在“咸潮”之上？新英格兰的渔人，一如普天之下的渔人，自有其保守之处。须知，要使捕鳕人转而捕鲭或捕鲸，其为难程度几乎不亚于驱英国人为法国人或义大利人。诚然，菸草和棉花（南方新的主要农作物）使南方人深深植根于乡土，而渔业则引起新英格兰人更加放眼于世界。


    经营海上贸易需要多面手：如果载货而无利可图，就需要迅速决定是否弃货而无所顾惜；船到某港（譬如布宜诺斯艾利斯），便要有本领发现手头有无稀罕货可以就地抛售或有无意外的便宜交易可做；航行途中（比如从广州开往加尔各答），一旦发现因战祸或风暴而续航有险，就需要马上决定是否有变更目的地之必要；若遇本船续航有亏损危险，甚至需要当机立断是否变卖全船，另作打算。总之，船长和货仓大班有自由权去改变投资项目或出航任务，乃至返航了事——一切取决于如何做最有利。


    一七八四年，麻萨诸塞议会曾作出决议：“为表彰鳕鱼业对本州之贡献，特准在会议大厅悬挂鳕鱼图像一幅”（这个图腾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赫然犹存），而被视为神圣的鳕鱼也可谓享尽尊荣。不过，此画的意义却远不止此。甚至可以说，就某种意义而言，美国独立革命本身也是新英格兰渔业的一件副产品。因为，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渔民，新英格兰殖民地才兴建起自己的船舰，而这又引起英国当局对殖民地商船的忌妒。当年麻萨诸塞起义者集会之地、丹尼尔·韦伯斯特称为“美利坚自由之摇篮”的波士顿市法纽尔大厅，便是由运销新英格兰鳕鱼致富的波士顿商人彼得·法纽尔所捐建。新英格兰渔业的鼎盛之日乃在美国独立革命爆发前十年，当时捕鱼量日丰，几占新英格兰人收入之大半，堪称空前绝后。但这势头在独立革命前后就衰落了，这并非由于英国法律森严，乃是局面纷扰和战争需要使然。举例来说：小小的渔镇查塔姆在一七七四年还有捕鳕船二十七艘，十年后仅存四、五艘；余下的鱼帆多已沦为私掠船，当年的恂恂渔民则一变而为纠纠武夫了。确实，这场独立战争使美国人得到了极大的独立性。新兴的财主（如乔治·卡博特，此人十八岁就指挥捕鳕船了），当时多以海上私掠发迹。英帝国以外的广大海域，昔日走私贩的天下，这时却成了新英格兰商人个个垂涎之所在。麻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就喊出了“不让打鱼，休想和平”的口号；终于在一七八三年对英和约中取得了在整个英属美洲沿海的广泛捕鱼权。不过，待到战争结束之际，新英格兰的渔业诚然有所复兴，但此时真正激动英格兰人心的，却是那条“老商品发现了新市场和老市场找到了新商品”的喜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