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有据可查地万历早期的一些数据为例:“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二百五十万两，茶税十余万两、市舶税四万两、通过税六十万两、营业税二十万两，总额不过三百四十万两。”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明朝商业税收基本只是一个点缀，在洪武初年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而这一规定，在有明一朝都没有任何地改变。


    对比一下现代企业，你就知道这一税收究竟是有多低——仅企业所得税一项的税率便是25%，如果加上其他的各种行政收费和“临时性收费”，有的地方能够达到40%！


    事实上，山西并不缺盐，着名地“盐池”便是位于山西地解州境内，这里的盐是水卤经日光暴晒而成，色白味正，杂质少，是全国有名的产盐地之一。


    解州，读作“谢州”，当地人读作“害州”；盐池，亦即古河东盐池，亦称解池，开发于传说中的“虞人”，即比尧舜时代还要更早地一些时间，至春秋战国时期已很有名，到汉已远销豫、鲁、冀、甘、陕等地。


    不过，即便是一般地山西老百姓也是吃不起正宗地解州盐的，这时地人们，更多地吃的是含有大量硝化物地岩盐等杂盐，并且价格高昂。


    张知秋捧着撑的熘圆的肚皮，在回家的一路上眼珠子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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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忻州知州张克俭看来，即便是锦衣卫如今已然开始失势，但也绝对不是他这么一个从五品小官可以忤逆与抗衡的，毕竟是虎死余威在，魏忠贤被砍头也才不过两三年的时间而已，厂卫的余威仍在。


    当然，对于罗大佑百户不接受州衙地相关安排一事，张克俭还是比较高兴的，这意味着他们的这次行动应该与地方官府并无直接地关系，这就让人放心许多了。


    事实上，整个大明都没有什么官员是愿意与锦衣卫们打交道的，他们的出现，往往便象徵着灾难，就好比现在。


    虽然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情，但绝对不会是好事，这一点张克俭可以用自己的脑袋来和人打赌。


    其实，与前辈们相比，到崇祯年的时候，锦衣卫已经是非常的没落了。


    由于魏忠贤曾经是东厂掌印太监，而锦衣卫的都指挥使，则是他的干儿子田尔耕，是以崇祯在杀掉魏忠贤之后，随即便是极大地缩减了厂卫地权力和职责，锦衣卫几乎退化成了皇帝的保镖，东厂更是被直接裁撤。


    可惜的是，如此专业而有效地一个国家强力机构，仅仅是因为其负责人出了问题，便整个地被崇祯所抛弃了，这不能不说是他施政最大地败笔之一。


    厂卫的失势，其最直接的后遗症，就是使崇祯逐渐地失去了对官员集团的控制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加速了大明王朝地覆灭。


    不过，这一切在这崇祯三年的时候，却也还并不是非常地明显，锦衣卫的那些精英们，也都还在默默地蛰伏着，蜷缩着他们锋利地爪牙。


    在这个时代，厂卫的势力还是仍然遍布全国的，虽然许多地东厂和锦衣卫人员被贬斥到了地方和军中，但如今时日尚短，他们地人乃至于精气神也还没有被消磨干净，其潜势力依然是不容小觑。


    事实上，在每个藩王的府中，便都有被派驻地锦衣卫，他们的职责之一，便是监督这些藩王们，这一部分并没有被缩编。


    不过，在失去了大本营本部强有力地支撑之后，这些游离于各地的锦衣卫们也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原本地历史上，也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应起地作用了。


    与自己的祖辈们相比，崇祯可以算的上是数一数二地勤勉皇帝了，单纯以对政事的认真程度而言，他甚至还在永乐大帝朱棣之上，仅次于开国皇帝朱元璋。


    崇祯拥有极强的政治手腕，心思缜密，果断干练，不好女色并且精力充沛，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徵，但他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之一。


    当时的明王朝外有后金连连攻逼，内有农民起义军的烽火愈燃愈炽，而朝臣中门户之争不绝，疆场上则将骄兵惰，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崇祯殷殷求治，勤于政务，事必躬亲。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明朝的灭亡与崇祯的这个“勤勉”却是有着绝对地直接关系的。


    朱由检本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于公元一六二二年被册封为信王，而明朝皇室对于这些宗室王爷们的政策，那就是“养猪”。


    简单地说，作为一个宗室王爷，朱由检在没有当上皇帝之前，并没有受到足够的专业教育，以使他能够胜任一个皇帝的职位。


    当然，这并不是说朱由检没有受到教育，而仅仅只是说，他所学到的那些东西，并不是作为一个“准皇帝”所要学习的内容，不是所谓地“帝王之术”。


    于是悲剧就这样产生了：崇祯越是勤勉，国家却越是被他搞的糟糕，是一个典型地“外行指挥内行”的悲惨实证。


    崇祯即位之时只有十六岁，死的时候也才三十四岁，在他在位的十七年之间，仅明朝的内阁成员，也就是民间被俗称做“宰相”的，竟然有五十余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