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恒大跌眼镜，回头对大臣们说：“我难道不是当官的吗？”看来“强龙不压地头蛇”这句话是千古真理。在地方上，强如皇帝，也没有一个县“治安科长”有威力。


    做人赵恒不错，可做皇帝在大中祥符以后确实不称职，他不仅拼命尊崇道教，还竭力抬高儒学、佛教。赵恒认为“三教（儒、道、释）之设，其旨一也”，他要把国家建成三教合一的政权，为此他大建寺庙，还亲自操刀注释佛经。有了皇帝的大力提倡，和尚成了顶光荣的职业，全国僧徒从宋初近七万人猛增到四十万，就连尼姑也有两万多。


    儒学本来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就确立了绝对尊崇的地位，但赵恒还是要进一步拔高，他在泰山封禅后亲谒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还决定科举考试要尊儒术，逐步确立了儒学加佛道的思想统治。


    儒、释、道三合一的理论作为一种统治的思想也还罢了，关键是赵恒要坚决地把这种思想落到实处。在那个“无底洞”玉清昭应宫里，他花费了五千两白银铸造玉皇像，还各用五千两黄金铸造了圣祖像（就是他做梦梦出来的那个祖先赵玄朗）和他自己的像，在玉皇身旁侍立，且不说这件事有多荒唐，就说耗费的金银数量就十分的惊人。


    自己耗费天下的财富可能是不过瘾，赵恒还先后设了天庆、天祺、天祝、先天峰圣节等，下令各地都要设斋醮祭祀。当然，每次斋醮都不是白办的，都要耗费大量金银，例如一次赵恒下令京城寺观设斋诵经，花费就高达一百五十万贯。


    每天这么折腾，再富的国家也受不了，何况在当初“东封”的时候就耗费国库八百三十余万贯，“西祀”耗费了一百二十万贯。折腾下来的结果，就是不仅把咸平、景德年间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就连赵匡胤、赵光义辛辛苦苦积攒的家底也给弄个精光。


    本来赵恒完全能做一个承前启后的皇帝，他继承了前两代君主开创的江山和财富，又消除了北方和西边边境的战争，得到了难得的和平时代，只要励精图治，总结和改正赵光义以来的弊政，大宋国力军力不难强盛，赵光义曾有过的梦寐以求的大一统完全有可能实现。


    可惜的是，赵恒不是英明决断之主，虽有咸平、景德年间的兴盛，但他在性格上的懦弱最终影响到了在政治上的作为，开“岁币”买和平（这个和平极不可靠，后来的“靖康之耻”就是证明）的先河，为靖康年间迷信和谈，坐失良机，最终覆国，以及后来的南宋高宗在与金人交战有利的情况下，达成屈辱的绍兴和议，乃至为隆兴和议、嘉定和议提供了可供“借鑑”的祖宗之法。


    综观两宋历史，在对外冲突中，大宋是打败了求和，打胜了也是求和，这种无论胜败都给对方付钱的做法，赵恒实在难逃始作俑者的指责。


    有雄心无雄才的赵恒不甘做一个平庸的守成者，大搞封禅之类的神道把戏成了他“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追求，有人推测赵恒这么做有和迷信鬼神天命的辽国打心理战、威慑辽国的目的，但如果把赵恒不遗余力粉饰太平，看成是他以此来平衡自己没有一统四海的失落心理，可能会更准确些。


    为了推行荒唐的造神运动，赵恒把主要精力全用在祭祀天地鬼神上，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和林特为了讨赵恒的欢心，获得更大的权势，他们积极参与造假活动，相互勾结，排挤打击政敌，杀伤力和破坏力极强的窝里斗越演越烈，被时人称为“五鬼”。


    大宋在赵恒统治的后期，显现出了疲态。


    没有开创才能又不甘守成的赵恒，在懦弱的性格和幻想的大功业之间徘徊，在那个皇权没有约束的时代，足以使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演变成一个民族的悲剧。


    说说“五鬼”(1)


    赵恒大行荒唐之事，就註定了小人当道的局面。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君子小人之分，有人对这个分法嗤之以鼻，其实嗤之以鼻的不应该是这个分法，而应该是那种自诩为君子，拿小人的帽子乱扣别人的行径。君子和小人是古人的道德标准，符合则为君子，不符合就是小人，假如不承认这条标准，硬要以现代的眼光去要求古人，实在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在庙堂上，独奉一人而不奉天下的，无疑就是小人。


    “五鬼”的出现，根源就在赵恒。


    赵恒后期搞的那一套，明显的是劳民伤财的事，关心百姓的正直的大臣都是敷衍了事，积极响应的都是那些熘须拍马、阿谀奉承之徒，平心而论，他们也很可怜，只不过是想讨皇帝的欢心，从中分一杯羹而已。


    “五鬼”前期的首领是王钦若，后期则是丁谓。


    王钦若很会揣摩赵恒的心意，什么都顺着他的意思说，因此赵恒十分喜欢这个善解人意的臣子，几天不见就想得慌。王钦若虽然人长得有些猥琐，但说话的本事一流，赵恒刚即位的时候，他发现赵恒有想做一番事业的想法，就首先建议废除百姓拖欠的五代时的税赋，赵恒看到王钦若交上来的欠税帐目时，惊讶地说：“百姓有这么多债务，难道先皇不知道吗？”王钦若马上就接道：“先皇当然知道，只不过先皇把减免税赋的恩惠留给陛下您罢了。”说得赵恒心里美滋滋的，从此对他总是高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