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的地方官都是中央“戴帽”下去的，由文官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中央派遣的官员在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之前加上“判”、“知”、“权”、“提举”、“提点”等等，这样一来，就逐步形成了官与职、名与实，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这就涉及了宋朝的官制。


    要说宋朝的官制，可是前所未有的混乱，本来汉唐以来有所谓“官”与“秩”的分别，官是管事的权限，秩是确定级别和待遇的标准，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官升秩长，官降秩落，一目了然。可大宋就是会别出心裁，管事和级别待遇分开，成了“两层皮”。


    在宋朝，过去的那些什么左右僕射、六部尚书、侍郎、各寺监卿监统统“作废”，这些官都不再具备原来的职权，“官”只决定俸禄、赠官、叙封、恩荫等待遇，被称为正官、本官、寄禄官，“差遣”才是朝廷委派的具体职务和实际权力。如果没有皇帝的特许，这些官员都不能管本官署的事，官员如果没有朝廷委派的差遣，就只能领俸禄而无事可做了。


    因此，某一官职并不代表具体职务，而职事高下又与俸禄无关，官擢品未必升，官贬阶亦未必降；“差遣”被罢但官、职尚在，职落而待遇如故，这对官僚们来说可是天大的好事，就算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会拼命地保护朝廷姓赵。


    可就这样，赵匡胤还不放心，为了加强官僚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他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一旦其中一个被权臣控制时，另一个能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的官员进行抨击。


    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文臣，真是一个发挥“才华”的好制度，他们可以毫无顾忌随时随地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其实他们也并不在意自己的见解是否高明，也不在意是否能被採纳，他们只是希望当个“反对派”，博个敢谏直言的好名声，以后自然会官运亨通。


    因此，在宋朝便会看到，为了一件事（无论大小）经常会引起激烈争论，一个敢做事的人，身后往往跟着一群挑刺攻击的人。挽救大宋危亡的几次努力也被这些挑三拣四的傢伙弄得不了了之。


    结果这个后遗症，把大宋弄得积重难返，赵匡胤处心积虑防止的内乱没有出现，却不得不亡于外患，这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以“仁”为本的治国方略(1)


    宋代是一个以仁厚治天下的时代。三百年的基业，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就始终把“仁”作为治国的方略。


    赵匡胤的仁厚，最被人称道的就是不滥杀，其实何止是不滥杀，他当真担当得起“心胸宽广，仁义无双”，这一点历史上所有的君王都无出其右者。


    历代王朝的更替，都免不了血腥的屠杀，前代皇族更是屠杀的重点。商周时代还给前朝留一个小封国，“不绝祭祀”，但到了南北朝以后，对前皇族斩尽杀绝已成惯例，可以说每一个“龙椅”都是从血海里捞出来的。


    后周被取而代之，恭帝的命运却好得出奇，赵匡胤不仅没有把他和家人按到砧板上“鱼肉”一番，还大大“礼遇”了这些王室，恭帝被封为郑王，迁居到西京洛阳居住。这还罢了，沽名钓誉之后再杀的事也不是没有，可赵匡胤还真不是那种人，他留下的“祖宗家训”第一条就是：对后周皇室老柴家的子子孙孙，一定优待，就算犯了谋逆的大罪，也不许拉到大街上砍头示众，就让他自己在大狱中悄悄了断，而且不能株连其他直系亲属。


    有的人说，赵家的江山是从柴氏孤儿寡母手里连抢带骗弄来的，赵匡胤感觉心里惭愧，所以一定要优待柴氏家族。这话表面看有点儿道理，实际上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荒唐，中国历史上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天下的不止赵匡胤一人，可谁做到了他的程度？与其说是赵匡胤在平衡自己的心理，倒不如说是赵匡胤具有宽厚的人格来得准确。


    这从对待开国元勛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除了和赵匡胤对着干的那几位被杀，其他的元勛都能安享晚年，这样皇帝和功臣皆大欢喜的结局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这样的皇帝，不说其“仁厚”还能说什么？


    不但自己人不杀，赵匡胤就连对手也不曾大肆屠杀。后蜀的孟昶、南汉的刘、南唐的李煜都没有在亡国之后亡命。虽然李煜被封为“违命侯”，但只是属于对其武装反抗的“口头警告”，并没有杀头和屠族。要说那位连夜壶也镶上宝石的孟昶，光宦官就养了七千多人、只知道宠爱波斯美女的刘，完全有理由把他们“咔嚓”了，可赵匡胤就是把他们在东京干养了起来，至于后来传出几位被“牵机药”毒杀，那是宋太宗赵光义干的事，和赵匡胤毫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