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医生咕哝道，“把他留下来观察五天，然后再让他拍。”


    他们把约塞连的衣服拿走了，让他住进一间病房。病房里没有人在他附近打呼噜，他很高兴。第二天早晨，一位年轻的英国实习医生匆匆走进来询问他的肝脏情况，他实际上给了约塞连很大的帮助。


    “我想是我的阑尾疼，”约塞连对他说。


    “阑尾疼有什么用，”那英国人洋洋自得地以专家的口气断言道，“如果是你的阑尾出了毛病，我们可以把它割了，很快就可以让你回到战斗岗位上去。但是要是你来跟我们说肝有问题，那倒可以糊弄我们几个星期。你知道，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摸不着边际的、令人讨厌的神密玩意儿。你如果吃过动物肝脏，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们今天已经相当肯定，肝是存在的，而且当它按照正常的情况运行时，我们对它的功能也比较了解。超出这一范围，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了。说到底，肝究竟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我的父亲死于肝癌，可直到临死前，他一生中从未生过一天病，从未感到过有半点的疼痛。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太便宜他了，因为我恨我的父亲。要知道，他把我母亲当成了洩慾工具。”


    “一个英国医官来这儿值勤做什么？”约塞连想弄明白。


    那个医官笑了起来。“我明天早晨来看你时把一切都告诉你。


    把那个该死的冰袋扔掉，要不你会得肺炎死掉的。”


    约塞连再也没见到他。那是有关这所医院里所有医生的有趣的事情之一。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他们来去匆匆，从此消失了。第二天代替那个英国实习医生的是一组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医生，他们问他有关他阑尾的情况。


    “我的阑尾没有问题，”约塞连告诉他们说，“昨天的医生说我的肝脏有问题。”


    “也许是他的肝脏有问题，”那个负责的白头发的医官答道，“他的血球指数多少？”


    “他还没有做过血球计算。”


    “立即给他做一个。像他这种情形的病人我们不能冒险。万一他死掉了，我们得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他在带夹子的书写板上做了个记号，然后对约塞连说：“在此期间，把那个冰袋一直放在上面，这很重要。”


    “我没有冰袋好放在上面。”


    “那么，找一个吧。这附近什么地方一定有个冰袋。假如疼痛变得不能忍受，告诉我们。”


    到第十天时，又来了一组医生，他们给约塞连带来了坏消息：


    他身体极为健康，必须出院。在此关键时刻，走道对面的一个病人开始看什么东西都是两个图像，这可救了约塞连。那个病人未作任何说明，突然坐在床上大叫起来。


    “我看什么东西都是两个图像。”


    一名护士尖叫起来，还有一名护理员晕了过去。医生从四面八方跑过来，有的拿着针，有的拿着灯，还有的拿着试管、橡皮槌和振动金属叉。他们又陆续用车子推来了更多的精密而又复杂的器械。


    就这一个病号，不够大伙分的，于是那些专家便排成一行，一个接一个地轮着给他诊治。一个个火气还大得很，常常是站在后面的人不客气地大声朝前面的人嚷嚷，催他们快点，给排在后面的人也留点机会。不久，一个长着大脑门，眼睛上戴着一副角质边框眼镜的上校得出了诊断结论。


    “是脑膜炎，”他以强调的语气喊道，一边挥手让别人回去。“虽然天晓得没有丝毫的理由这么认为。”


    “那你为什么说是脑膜炎？”一个少校带着讥笑的口吻问道。


    “为什么不是，比如说，急性肾炎。”


    “因为我是个脑膜炎医生，而不是个急性肾炎医生，这就是原因，”上校反驳说，“我可不打算就这么一声不响地将他拱手送给你们这些摆弄肾脏的傢伙。我可是第一个到的。”


    最后，所有的医生意见都一致了。他们一致认为他们不清楚那个看见重影的士兵出了什么毛病，于是，他们顺走廊把他推进了一间病房，并将原病房里的其他人隔离十四天。


    感恩节到了，约塞连仍呆在医院里。感恩节过得很平静，没有出任何乱子。唯一不好的事情是晚餐火鸡，甚至火鸡也相当不错。


    这是他过过的最平静的感恩节，于是他立下了神圣的誓言：以后每年都要在与世隔绝的医院病房里过感恩节。他第二年就打破了他的神圣誓言，这一年他是在一家旅馆的客房里过的节。那天，他与沙伊斯科普夫中尉的太太进行了学者式的谈话。沙伊斯科普夫中尉太太戴着多丽·达兹的身份识别牌。尽管她同约塞连一样不太相信上帝，但却像老婆教训丈夫似的口口声声责怪他对感恩节玩世不恭、毫无感情。


    “我可能和你一样是个无神论者，”她以自夸的口气推测道，“但即便如此，我也感到我们都有许多事情需要感谢上帝，而且我们表现这一点也不应该感到羞耻。”


    “你举个例子，说说有什么事情值得我表示感谢，”约塞连兴趣索然地以挑战的口气说道。


    “这个——”沙伊斯科普夫中尉太太一时语塞，停了一会儿，犹豫不决地陷入了沉思。“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