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彭加木勇斗病顽、征服癌魔，就连这也被颠倒，被污衊为假装癌症，捞取政治资本。


    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株连术”，竟发展到“病人出事，殃及医生”！那位中山医院的曹凤岗医生，由于给彭加木治病，竟也遭株连。


    “外调”人员来到曹医生那里，气势汹汹地要曹医生写揭发材料，说彭加木患的不是癌症。曹医生拿出彭加木当年的病历，“这不光是我个人的诊断，而且是几位医师共同会诊的结论。从这些病历材料来看，他的癌症临床症状是很明显的。”


    那些“外调”人员无法从曹医生那里捞得半根稻草，恼羞成怒，竟指着曹医生大骂，说她是“老特务”，彭加木的“同党”，是“特务集团”的成员。


    “外调”人员几次三番到中山医院来，从曹医生的档案中查出，原来曹医生是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这下子，他们如获至宝。尽管那时彭加木在中央大学农学院，曹凤岗在中央大学医学院，他们并不认识，却也被作为早有“特务”联繫的“证据”！他们责骂曹医生是“鸵鸟”，说她把头埋在沙中，不敢正视现实，也是“老特务”！


    经过这么一番“内查外调”，一切都颠倒了，彭加木面目全非了：


    他不是支持边疆，而是刺探军情；


    他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安插特务；


    他不是战胜癌症，而是假装癌症。


    一句话，他不是先进标兵，而是“老特务”！


    ◆《羊城暗哨》的启发


    人们把林彪、“四人帮”比作长在党的身上的恶性肿瘤，这个比喻既形象又妥帖。


    彭加木平生第一次大搏斗，是与肉体上的癌细胞搏斗。如今，第二次搏斗开始了——与政治上的癌细胞搏斗。彭加木挨骂受打，拳头、耳光、脚踢、低头、弯腰、揪头发……彭加木受尽了人间种种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


    彭加木依旧还是那么倔，那么犟，他还是像他在1956年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写的那样：“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


    那时，不时从隔离室里传出毒打声，拷问声，也传出这样的怒吼声：“我抗议！我不是特务！我反对！我抗议你们侮辱人格！”


    即便在公开批斗的场合，彭加木像一架喷气式飞机似的被反剪着双臂，依旧大声疾呼：“我抗议！你们纯粹是捏造！”


    为了“啃”下彭加木这块“硬骨头”，“专案组”的组1们分为几班，车轮大战，24小时不停地审讯彭加木。


    几天几夜过去了。审讯者自己都已经支持不住了，彭加木还在那里喊着“我抗议”！


    被隔离的，越来越多。渐渐地，“牛棚”里的“牛”，竟比看“牛”的人还多！有的人今天还在看“牛”，第二天忽然连他自己也成了“牛”，被关押起来了。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彭加木家里的老保姆张宗泉，居然也成了“牛”，关进了“牛棚”。怎么会殃及老保姆呢？


    原来，那些富有想像力的“专案”人员，居然从反特电影《羊城暗哨》中得到启发，认为彭加木家的老保姆，和《羊城暗哨》中那个扮演成佣人的老特务——梅姨一样，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潜伏特务”！


    老保姆被抓走了，一群凶神似的“专案”人员开始了审讯。


    “你回答，彭加木家里有什么‘机’？”


    老保姆从未见过这样的世面，紧张地苦苦思索着，然后用浓重的苏北口音答道：“有…有收音机！”


    “还有什么‘机’？”“专案”人员追问道。


    “还有……还有缝纫机。”


    “还有呢？”


    “还有……还有照相机。”


    “还有呢？”


    老保姆哆哆嗦嗦，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机”，便用苏北话答道：“呒得‘机’，呒得‘机’，他们家里不养鸡！”


    这下子，把那些“专案”人员气得哭笑不得。他们拍案大骂，说老保姆“不老实”。老保姆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专案”人员要她交代的是发报机！天哪，她连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什么发报机！


    那些“专案”人员受到《羊城暗哨》的启发，加上丰富的想像，曾认为老保姆是彭加木的“发报员”，懂得中文、英文，会熟练地发报，枪也打得很准。这老保姆是从南京来的，而南京过去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正因为这样，逼着她交代“发报机”藏在哪里。


    说到这里，不能不把老保姆是什么样的人，略写几笔：她，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有点驼背，老花眼，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这样的人，居然会被当成“发报员”，足见当时冤案、错案、假案之多，真是冤狱遍地，草菅人命，好人受欺，坏人当道。


    老保姆被关进地下室，那里是水泥地，又冷又潮。没有床，只得用草垫铺地，苟且安身。没有窗，终日阴暗。在这样的“牛棚”里，老保姆被关押了好几个月，始终交代不出什么“发报机”，只得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