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的信条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让他安心留在上海养病，医生劝告过他，党支部劝告过他，妻子劝告过他，同事劝告过他。然而，彭加木以“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的豪迈气概，坚持自己的请求。


    他一再要求重返边疆，他在给党支部王芷涯的信中写道：


    分配我什么工作都可以，人家不8干的给我干。最好是对其他同志来说带有危险性的工作给我来做。或者是短期的，或流动性的，或紧急需要完成的，让我来做。


    经过组织上与医生反覆磋商，考虑到彭加木的多次请求，在1958年2月底，终于通知彭加木：同意“放虎归山”！


    第六章 铺路


    ◆33岁时写的“遗言”


    1958年3月，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奇蹟般踏上了漫长的征途。


    彭加木取道北京前往乌鲁木齐。彭加木的“胃口”可真不小，刚到北京，又记挂起昆明的工作来了。3月17日，彭加木在京给云南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教授写了这样的信：


    ……如有可能则在年底再到昆明。


    ……我决心只要还有一点力量就要为边疆多做一份事情。


    彭加木恨不得来个“分身法”——一半在新疆工作，一半在昆明工作。


    乌鲁木齐毕竟遥远，大病初癒毕竟力不从心，彭加木从甘肃天水井长途汽车赴疆时，病倒了。他感冒了，发着高烧，咬着牙坐在颠簸不已的汽车上。他自己鼓励自己：“大江大海都闯过来了，还能被小河沟难倒？”


    一到乌鲁木齐，他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了几天，烧才退了。从此他反而从中得出了“经验”：“病倒了，睡它几天就能恢复。我摸到了规律，不怕它！”


    当时，乌鲁木齐寒气袭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又正处于创建时期，条件很差。朋友们让彭加木住到宾馆去，那里有暖气，伙食也好一点。彭加木说什么也不肯，宁愿住在新疆分院一间堆放杂物的平房里。那里连炉子也没有。一只大木箱，算是写字檯。此外，一张木板床，一把椅子，便是他们全部家具了。彭加木以艰苦为乐，他说：“如果要享福，就用不着到新疆来了。我到这里，就是准备要吃苦的！”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甘当一颗铺路石子。他在那里整天忙于筹建实验大楼，购置仪器，安装仪器，培养人才；还进行野外考察，科学研究，甚至在化学楼建筑工地上抬土，运砖。当仪器从内地运来时，他和大家一起打开了几百只箱子！……当地的朋友赞誉彭加木为建立新疆分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亲手架设新疆与内地之间的科学桥樑。他在上海做了许多动员工作，鼓励上海的科学家们调到新疆来工作，或者来新疆作短期的讲学、考察。


    彭加木在这次出发之前，便找了他的老同事陈善明谈心，向他介绍新疆的风貌，跷起大拇指说新疆“亚克西”（维语，“好”的意思）。


    在1959年，彭加木还动员了上海的老科学家王应睐、殷宏章、苏元复、曹天钦、周光宇、焦瑞身等六位先生到新疆讲学、考察。


    后来，经彭加木亲自动员来新疆工作的上海科学家，就有生理学家胡学初和徐科，化学家柳大纲（研究盐湖）和生物化学家戚正武……


    另外，通过彭加木架设的这座桥樑，新疆的许多年轻科学工作者不断到内地实习、培训，迅速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新疆的朋友们称赞彭加木是架设新疆与内地之间科学桥樑的“工程师”。彭加木，是一个出色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者！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甚至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1958年7月19日写给党支部书记王芷涯的信中，写下了献身边疆的誓言：


    ……我极盼陈善明能到新疆来。因为除了我一人力量不足外，我的身体情况


    是不够有十分把握的。虽然我在离沪时已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工作搞起来，并准备让我的骨头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关于这一点请不必告知夏叔芳）。但是，假如在我体力不能支持的时候，没有人管这儿的工作，就将会引起重大的损失。陈善明来到以后，我就可以放心了……


    信中的这些类似于“临终遗言”的话，彭加木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写下来的。因为在当时，尽管别人每天看到他忙碌于工作，而在深夜里他深深受到病痛的折磨。他已经预感着不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写这些话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他抓紧分分秒秒，秒秒分分。他没有节日，没有假日，不看电影，也不看戏。他有一种极为强烈的时间紧迫感。他说：


    “既然生命的期限已如此短促，那时间对我来说就更宝贵了，我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呵！我自己早知道可能活不长了，正因为这样，更应当乘我能做些事的时候，尽最大努力替党做些工作，特别是艰难困苦的工作。”


    彭加木爱诗。此时此刻，他最爱读的，是着名诗人臧克家在1949年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所写的诗——《有的人》。他，不知多少遍吟诵过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