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睦在入党之后，就遇上了一场“考试”。


    那是在195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科学院里，人人振奋，个个争做向科学进军的闯将。


    正在这时，王芷涯笑盈盈地来告诉彭家睦：“科学院要我们生物化学研究所派一个人到莫斯科留学，学习一项新技术——核磁共振。经过所领导研究，认为你去很合适。请你马上准备一下，很快就要办理出国手续。”


    彭家睦高兴透了。他是一个很喜欢钻研技术的人，特别是对于新技术，总想多学点。


    当时能去苏联留学，真是莫大的荣幸！那时候，在中国人看来，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能够到“老大哥”那里留学，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是极其难得的机会。再说，在当时，中国人除了前往苏联留学之外，几乎没有机会前往别的国家留学。彭家睦是中共党员，而且业务能力也不错，这才被组织上选入留学苏联的名单。


    巧真巧，就在这个时候，彭家睦听到了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在“招兵买马”，分别组成好多个小分队，准备分赴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


    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到边疆考察？在彭家睦的脑海中，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去留学吧，这是彭家睦盼望已久的。况且，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一旦放弃了留学的机会，也许以后十年八载不一定能遇上。年纪大了，出国留学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去边疆吧，那也很重要、很需要。当然，到边疆去，要比去莫斯科艰苦得多，条件差得多。


    彭家睦经过反覆考虑，选择了后者——到边疆去。


    为什么彭家睦到边疆去呢？他亲笔写下了这样感人肺腑的话语：


    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两者之间立即作出抉择。我考虑的结果，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需要，但是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别的同志也乐于去。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彭家睦几次向王芷涯提出申请——到边疆去。


    为了争取组织上批准自己的请求，彭家睦还直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信中，彭家睦写下了这样一段铿锵有声的话：


    ……我志愿到边疆去，我这是夙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格坚强。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后来，彭家睦正是用他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的确“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令人不解的是，他在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第一次署上了这样的名字——“彭加木”！为什么要改名呢？他笑着说：“‘家睦’，只是希望家庭和睦，着眼于小家庭，太狭隘了。我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他还咬文嚼字地解释道：“加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架’字，我要在上海与边疆之间架设桥樑！”


    从“家睦”到“加木”，这名字之改，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思想上的飞跃——从小家庭飞跃到了广阔天地！


    1956年3月，领导上正式批准了彭加木的申请，办理了组织调动手续：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职务是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设在北京，彭加木的户口从上海迁到北京。在迁户口时，彭加木打了改名报告，正式把“彭家睦”改为“彭加木”。从此，他一直用“彭加木”这个名字，以至如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原名“彭家睦”。


    ◆跳出小家庭


    在给组织的报告中，彭加木多次这样写道：


    到边疆工作，困难比较多。我身体健康，家庭又放得下，还是让我到边疆去吧！


    彭加木一向对组织很忠实。然而，在这段话中，他却在撒谎：他并不是“家庭放得下”，而是家庭正需要他！他的家庭——妻子多病，孩子年幼。


    在1955年6月6日，家里又添了一个小成—员——女儿诞生了。当时，正是广东荔枝成熟的季节里，绿叶红果之时，为了寄託自己的思乡之情，彭加木给女儿取名“彭荔”。


    1956年，当彭加木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到边疆去的时候，他的儿子才四岁，女儿只有几个月，妻子因病常常只能上半天班。这样的家庭，是多么需要丈夫细心照料啊！难道彭加木不喜欢自己的家庭？难道他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铁石之心？难道他是一个不懂天伦之乐的“怪人”？


    不，不。彭加木爱自己的家庭，爱妻子，爱子女。


    他与夏叔芳相爱，经过多年的考验。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他很爱惜体弱多病的妻子，在家里总是尽可能多做一些家务，以便让妻子能够休息一下。每天下班的时候，邻居们总是看到彭加木第一个回到家里，动手洗米、烧饭、炒菜，从厨房里常常发出菜刀剁肉的“笃笃”声。当夏叔芳从託儿所把孩子们接回来，彭加木已经把饭菜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