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睦从未想到，这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讲话竟是那么风趣，那么幽默：


    “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哪个赢？当然共产党赢！你不相信的话，只要找一个共产党的县长跟一个国民党的县长考一考，共产党的县长肯定比国民党的县长考得好！这是因为共产党的县长是干实事的，大多是从普通士兵慢慢提拔上来，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国民党的县长官僚，是上边靠裙带关系派下来的，是绣花枕头稻草芯，办不了什么事儿，只会抽鸦片。”陈毅谈笑风生地说。


    谈到招研究生的问题，陈毅说：“我们的炮兵打得准，三角、几何都不错，哪位数学教授有兴趣，可以招他们当研究生嘛……”


    尽管上海分院的人并不多，陈毅市长的工作又那么繁忙，但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一次，给大家讲形势，讲党的知识份子政策。


    那时，上海分院的党员很少，整个分院只有一个党支部。在生理化学研究所，116只有两个半党员——两个正式党员，一个预备党员。他们看到彭家睦的思想在转变之中，就经常关心他，帮助他。


    1950年2月6日，上海的上空突然出现了蒋介石派遣的飞机。这些飞机扔下了燃烧弹和炸弹，许多住宅化为焦土，弄得上海市民人心惶惶，这便是轰动上海的“2.6”轰炸。


    为了对付敌机的袭击，各单位都组织消防队。彭家睦自告奋勇，参加了消防队，被选为队长。


    彭家睦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带领队员练习爬梯、高楼救人等消防技术，总是身先士卒，抢在头里。在一次消防表演时，他顺着绳子，刷地一下便从四楼滑到地面，活像一个杂技演员，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彭家睦对消防队员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强调组织纪律性。他一吹口哨，队员们在两分钟内便戴好消防帽，穿好消防靴，从各处跑到他的跟前，排成一列整齐的横队。


    在空袭时，自来水管被炸断，整座大楼就要断水了。为了在意外的情况下仍能供水，上海全市开展了水井大检查。有的水井多年不用了，井水又脏又臭。彭家睦参加了“洗井队”，一边用水泵把臭水抽走，一边下井洗刷。那是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彭家睦把棉衣一甩，把粗麻绳往腰间一勒，便下井去了。他认认真真地在井里洗呀，刷呀，出井时全身水湿，分不清楚究竟是井水还是汗水湿透了衣裳。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几次洗井，井水终于清澈干净了。


    也就在这些解放初期动乱的日子里，彭家睦除了忙于消防、洗井之外，对于自己的“正业”——科学研究工作，依旧抓得很紧。在王应睐教授的指导下，他终于完成了当年与夏叔芳及另一位同学所未做完的实验，由他执笔写出了生平第一篇科学论文，《黄豆芽植酸酶的研究》，署名“彭家睦、王应睐”，最初发表于《生理学报》1954年第2期。后来，这篇论文经专家们审阅，认为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又被推荐到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中国科学》上发表。这是彭家睦在科学研究道路上迈出的扎实的第一步。


    1950年，25岁的彭家睦光荣地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一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朴素的婚礼


    人们常说：“爱情是闲人的正业，也是忙人的闲情。”彭家睦是个忙人，他忙于社会工作，忙于科学研究，也忙里偷闲，谈情说爱。


    不过，他对待爱情是非常质朴的。


    那时候，夏叔芳在南京，他在上海，他们之间的“两地书”颇为频繁。


    彭家睦常常在星期六坐夜车到南京，夏叔芳则到车站去接他。星期天，他们上玄武湖划船，度过愉快的一天。当天晚上，他又会坐夜车返回上海。星期一上午八点，彭家睦准时出现在生理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室里。


    从上海到南京，那时候要坐八九个小时的火车。去一次南京，彭家睦要来回花十几个小时。


    夏叔芳担心他太累，彭家睦却笑笑说：“我一上车，就睡着了。在睡觉中坐车，不觉得累！”


    有的时候，彭家睦并不事先通知，而是喜欢突然出现在夏叔芳面前。当看到夏叔芳满脸惊讶的神色时，他像个天真的孩子似的哈哈大笑起来，仿佛这时他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人。


    恋人之间总是要互赠一点最心爱的礼物，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彭家睦早就想送夏叔芳一样东西，但是一直对夏叔芳“保密”。一天，他突然骑着一辆天蓝色的崭新自行车来到夏叔芳面前，当夏叔芳正在为这位堂堂男子汉干吗买一辆女式车而感到奇怪时，彭家睦却笑着说：“这是送给你的。”


    从此，彭家睦在星期天来到南京，便改变了度假的方式：夏叔芳骑着那辆漂亮的新车，彭家睦从夏叔芳的亲友那里临时借一辆自行车，他们骑车旅行，几乎游遍了南京城！


    彭家睦也真是一位怪人：他在星期六、星期天坐了两趟夜车，星期天又奔波了一天，居然毫无倦色。当时，他的恋爱还属于“保密阶段”，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星期天去南京。当他星期一出现在实验室里时，王应睐教授像平常一样跟他谈论科研问题，压根儿没有发觉面前的这位青年助手居然是刚从“南京——上海”的火车上跳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