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进崑崙宾馆。开窗便见到远处的山，山顶闪耀着积雪那白色的光芒。
在崑崙宾馆，我遇到许多赶来报导搜寻彭加木情况的记者，光是从上海赶来的，就有《文汇报》记者张德宝，《解放日报》记者贾宝良，《青年报》记者钱维华，《上海科技报》记者郁群。他们有的比我早来好多天，却全被“堵”在乌鲁木齐，无法前往罗布泊。据告，只有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获准前往罗布泊。
不去罗布泊，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我说，我一定要去罗布泊！
记者们告诉我内中的原因：罗布泊已经干涸，成了一片盐硷荒滩，本来谁都可以去。然而，罗布泊附近，却有一个代号叫“21基地”的军事要地，是必经之处。没有办理特殊的通行手续，是无法进入“21基地”这个神秘地方，当然也就无法进入罗布泊。
这个“21基地”，原本属于高度军事机密。然而，在中国停止核试验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解密。从2005年4月10日起，那里敞开了大门，被确定为中国100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各地游客纷纷前去参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发的原址。
这时，人们才知道，所谓“21基地”，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核基地。
1964年10月，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罗布泊上空升起了硕大无比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这一消息使中国人民欣喜万分，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来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里当然成为外人禁入的地区。
“21基地”所在地，叫做马兰。尽管在当时马兰由于驻扎诸多部队以及许多科研机构，已经变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镇，但是由于涉及国防机密，所以在新疆地图上是查不到马兰的。
前往罗布泊，途径中国的核基地马兰，必须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尤其是对于记者和作家。这一手续，要到北京办理。记者们一时无法到北京办理这一手续，也就不能进入罗布泊。
我问：“北京哪一部门主管？”
有人答：“国防科委。”
我一听，心中有底。
我立即通过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与新疆军区马申参谋长联繫。我请马申参谋长致电北京国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柳鸣。
当时，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这一工作。
稍后，柳鸣电话通知新疆军区，经请示钱学森，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马申参谋长接到柳鸣的电话之后，报告了新疆军区萧司令、谭政委。
马申参谋长致电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告知：“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应当说，国防科委和新疆有关部门当时的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
我获准进入罗布泊，是我能够完成这次採访任务的关键性一步。倘若我不能进入核基地、进入罗布泊，待在乌鲁木齐，是无法掌握大量的追寻彭加木的第一手资讯。因为我担负的任务不是发短小的新闻稿，而是写作关于彭加木一生的纪实长篇，倘若不进入搜索现场，不进行深入的採访，是难以完成的。
其实，我能够获准进入核基地，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我获准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採访，在那里工作了半个月。中国载人航天基地同样属于国防科委主管。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从北京来到上海，通过国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曾任聂荣臻元帅秘书）柳鸣约见我，谈了一个晚上。由于钱学森的批准，我在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之后，于1979年4月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採访。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来到新疆追寻彭加木，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手续的时候，一年多以前所办理的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手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能够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也就可以进入绝密的核基地。柳鸣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在请示钱学森之后，迅速通知新疆军区，给我开启了绿灯。
我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相关手续的时候，还採访了新疆军区副政委康立泽，他告诉我从各地调集公安人员前往罗布泊侦察的情况。
在接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的电话通知之后，我马上作好前往罗布泊的准备。
这样，我在乌鲁木齐崑崙宾馆只住了一天，就要向罗布泊进发——那些被“堵”在乌鲁木齐的记者们知道了，都非常吃惊，不知我有何“法宝”！他们委託我，到了现场之后，每天打电话给他们，报告动态，便于他们发稿。这么一来，我成了他们的“第一线记者”！
我到达乌鲁木齐的翌日，即1980年7月5日上午，新疆军区副政委康立泽在我的中学同学、当时担任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的邵强（后来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陪同下，前来崑崙宾馆看我。康立泽副政委通知我，有一辆越野军车要出发，送我前往马兰。
我给司机打电话，询问何时出发。
电话里传来司机的声音：“白天不开车！”
奇怪，大白天不开车？我只得在宾馆闷等着。嚯，这里的太阳的火舌比上海更长，仿佛从窗口伸了进来，把屋里的桌、椅、床、柜都烤炙得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