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扼腕嘆息的是，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直至1978年，前后整整15年，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五七干校”所浪费。这恰恰是我从23岁到38岁的年富力强的人生黄金时期。如果那15年用于专业创作，岂止可以多写1000万字。这是最大的时间的浪费，生命的浪费。更何况那无休无止的澎湃在中国大地的极“左”思潮，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以致后来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去拨乱反正，这才终于走上真理的轨道。
我视创作为生命，把作品看做是“凝固的时间”。笔写来的，斧头也砍不掉。自从11岁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我一辈子可以说是“从一而终”，只从事一项事业，即文学创作。
其实，有两个时期，我完全可以不写作：
一是“文革”时期，出书时除了送50本样书之外，没有一分钱稿费。在那样的岁月，我白天在农村下地劳动，或者在电影厂里做“煤渣砖”、挖防空洞，夜晚像做“地下工作”一般悄悄写作，居然也出版了10本科普、童话等“6离政治”的书，还写好一大批书稿，压在我的抽屉或者出版社编辑的抽屉里，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的作品如同喷泉涌出，在1978年我一度创造了“月出一书”的记录。
二是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我自己也拥有一批智慧财产权，很多人都劝我不必写了，含饴弄孙，坐享清福。我却依然不停地写作。我先后12次应邀出席全国书市，还多次出席北京书市、上海书市、羊城书市，就是因为我不断推出有影响的新着，出版社藉助于书市“造势”，举行新书首发式或者签名售书。
在中国作家之中，我是很另类的一个。我的作品除了数量多之外，而且体裁多样。我是一个写作兴趣非常广泛的人，早年写诗，后来写过小说、散文、童话、寓言、电影剧本、杂文、评论以至相声、快板、歌词，最后定位在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
我是中国作家之中不多的出身理工科的作家之一。我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化学本科，毕业之后却“背叛”了化学，从事电影、文学创作。正因为我有着理科背景，所以早年写了《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科幻作品；此后转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进行“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採访，写下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写下关于1957年全景式的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写下18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写下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等等；随着我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台湾、美国安家，我5次去台湾，7次去美国，并开始世界性的漫游，足迹遍及五大洲，拍摄了十几万张照片，写下二十来本图文并茂的“行走文学”作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记述异域风情，诸如《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樱花下的日本》、《真实的朝鲜》、《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一半沙漠一半海—埃及和杜拜》以及《大陆脚游台湾》、《台湾那些事儿》等等。其中在美国“9？11事件”爆发时赶往纽约所写的长篇《受伤的美国》以及苏联解体10周年时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所写的长篇《行走俄罗斯》，则已经超出“行走文学”的范围，成为国际重大事件的纪实文学。科普、科幻作品，纪实文学，行走文学，形成了我的作品的三大板块。
我母亲说我属“劳碌命”，还说我是吃“英雄饭”的。大约命中注定，我要劳碌一辈子。这一回我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约，着手整理、修改我的2000多万字的作品，分卷、分批出版，这无疑是一顿“英雄”才能吃下的硬“饭”，我又要“劳碌”一阵子了。我的体质向来不错，常以病历卡保持空白记录而逞“英雄”。然而2008年秋日的一场突然袭来的大病差一点给我的生命画上句号。我是写好遗嘱上手术台的。由于大夫的精心治疗，我算是从手术房里捡回一条命。经过这次与死神搏斗，我倍感时间的宝贵、生命的有限。2009年我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抢点运行”，出了十几本书，又一次创造“月出一书”的纪录。我还日夜兼程赶写了42万字的长篇新着《钱学森》，在“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院士去世之后一个月发行全国。
2010年1月底，我接到医院统计员的电话，她一再问，接电话的是不是叶永烈本人，我告诉她我刚从杜拜、埃及归来，听得出电话那头传来吃惊的声音。我在出院之后已经第二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明白这是在“跟踪”统计手术后的“存活率”。我不在乎我能“存活”多少年，但是我很在乎我能写作多少年。写作着是美丽的，写作的人生是灿烂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的我，一切正常，照样出国，照样採访，照样写作，只是多了一种强烈的时间紧迫感。我希望在完成《叶永烈文集》的整理工作之后，能够全力以赴写出几部长篇新着。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出版的《叶永烈文集》，只收入我在中国内地能够出版的着作。我还有一部分在香港、台湾出版的着作以及已经完成的《“风波”三部曲》（即150万字的《出没风波里》、《现在可以说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后两部长篇，尚不能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