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快速纵队驻防在徐州一带,全运会的跳伞表演是由“伞兵南京留守处”筹备的,经办此事的头头是留守处长刘农畯。可是参谋出身的刘处长对跳伞的业务不太内行,所以只好把经验比较丰富的姜键上校请去当总教官,还挑选了二十几个骨干参加表演队——这些人在参加完运动会之后就留在南京组建“补充团”(即后来的伞兵第3团),由刘农畯当团长,姜键当副团长,其他表演队员则充实为各级军官。
说起来,蔡智诚原本也可以加入伞3团的,因为跳伞表演队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可谁晓得,临出发的时候正巧遇到“徐州陆总”开展“党团合併”活动,上峰一道命令下来,生生地把蔡智诚和其他几个“积极分子”给留住了。
所谓“党团合併”就是解散三民主义青年团,把三青团员併入国民党或者青年党。这件事情原本并不复杂,可当时的“徐州陆总”秘书长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滕杰,这傢伙对“政训”和“民训”工作重视得很,极力主张“借党团合併之东风,完善军队之政治制度”,而快速纵队的张绪滋司令又是个新官上任的角色,滕杰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结果就在伞兵部队里设立了“政治指导室”,蔡智诚也从中尉连长变成了搜索营的上尉指导员。
国军部队里的“政治指导员”和共军的指导员并不完全相同——共产党的规矩是“支部建在连上”,指导员主管政治,与连长一起上班、各司其职、地位相当;而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室”是建立在营级单位的,指导员是隶属于营部的连级军官,平时到各连队去训训话、打仗的时候就帮着营长押阵督战,有点象是个军法官。
国军的指导员当然也要从事政治工作。蔡智诚的业务就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政训”,监理军人;另一块是“民训”,督导百姓。
“政训”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纠察和训话。先说纠察,当时,徐州是华东军事中心、陆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不仅兵多官多难民多,各类报社也很多,黑头发黄头发的记者满街乱窜,随便一点小事都有可能惊动社会视听,所以上峰对军纪问题十分重视。大街小巷布满了纠察哨,火车站和汽车站更是指导员们云集的地方,纠察官发现军容不整的要处罚、遇到欺负老百姓的更要严惩。有一次,汽车第5团的一辆大道奇在街上撞翻了人力三轮车,司机一踩油门就想跑,周围的纠察队立即出动,几十部吉普车摩托车前堵后追的,愣是把那傢伙拖回到肇事地点、当众给枪毙了。
训话是政治指导员的基本业务。指导员除了要主持连队的“总理纪念周”(每周一上午的政治例会)、领着大家朗诵“总理遗训”之外,还要到有关单位去进行“精神训话”。蔡智诚常去的地方是“青年训练总队”和“青年集训总队”——前者收容着被解放军遣散回来的国民党官兵、后者则关押着被国民党俘虏的解放军战士。
据蔡智诚讲,徐州的政训单位对两边的俘虏都还是比较客气的。比如徐州市长张希道在训话的时候就经常表示:“拿起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成了朋友,大家彼此同胞,凡事留点余地,今后总还有见面的时候……”,真是态度真挚、语气诚恳,搞得大家十分感动。后来探察一番才知道,原来这张市长以前也当过解放军的俘虏,他的这一套全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
(註:张希道曾任整51师的政治部主任——老51军是于学忠的部队,属于东北军,47年初在鲁南战役中被全歼,师长旅长参谋长统统被俘。这张希道当时混在俘虏堆里没有被人认出来,让共产党教育一番就释放了)
“政训”可以採取集中训话的方式,“民训”工作就必须变点花样才行了。那时候,徐州城里经常遇到上访申冤的外地难民,有时还要搞搞示威游行什么的,每当出现这种情况,蔡智诚他们就穿上便服、装扮成老百姓混在队伍里瞎起闹,手里举着“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小旗子,嘴里嚷嚷着“拥护绥靖政策!”、“还我民众安居乐业!”之类的口号,一个劲地把斗争矛头往苏联人和共产党的头上引,企图混淆视听、忽悠人民群众。
说起来,徐州的老百姓还真是十分的淳朴憨厚。这里古称彭城,曾经是楚霸王项羽的根据地,民间习俗也透着一种很特别的文化情趣——比如走道打招呼,遇见年纪大的要喊“大爷”或者“三爷”、遇见年轻的则应该叫“二哥”,因为“大爷”是魏徵、“三爷”是徐茂公,都属于多福多寿、智慧贤能的人物,“二哥”武松的形象也很不错,听起来让人觉得爽气。“二爷”不能喊,因为秦琼是吐血死的、不大吉利,而“大哥”就更差劲了,那是武大郎,简直就跟骂人差不多……徐州的男人们客气,女人就更亲切了。只说一条,这里的女子对男性的尊称是“达达”,怎么样?光打个招呼就能让大老爷们酥了小半边,难怪好多专家都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一定和徐州有关系。
内战时期,处于战场中心的徐州是国民党的“政治模范区”。这里的民众不仅自发地组织各类保安武装(俗称“小保队”)配合政府“绥靖地方”,甚至到了国军败退的时候还能够“追随政府”、弃家逃亡。这种情况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而其中的原因,在蔡智诚看来,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对徐州的管理比较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人帮了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