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艰难的战事并没有因此嘎然而止——华野外线兵团虽然突破了鲁南的重围，却又陷入了鲁西的合围，国民党正继续调集重兵，准备对叶陶、陈唐部队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包围圈里的五个纵队似乎已经“穷途末路”。


    自7月初，陈士榘、唐亮率领何以祥3纵、王建安8纵和宋时轮10纵进入鲁西南以来，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三个纵队攻击汶上失利、攻击济宁也失利，减员过半，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固的落脚点。而刚刚突出重围的叶陶两个纵队的境况也很糟糕，4纵只剩下四个团，1纵虽然号称四个师，其实也只有五个团还保持着战斗力……所以，这五个纵队合在一起、力量还是不够强大，依旧被各路追兵撵得站不住脚。


    更为严重的是，极度被动的华野兵团仍然处于外线状态。伤病员送不出去，弹药和粮秣也无法补充，经过长途奔波和反覆征战，部队的体力已经基本耗尽、几乎丧失了机动能力——因此有人认为，陈唐叶陶此时的局面比长征的时候更加困难，因为长征时的红军至少还可以钻进山里去隐蔽躲藏，而这时候的华野外线兵团，上有空中打击、下有地面追逐，部队位置完全暴露，在河岔湖泊之间疲惫招架，战斗力和体力都接近了极限。


    另外，困境中的部队还潜在着一大隐患——陈唐的三个纵队起源于山东的八路军，而叶陶则来自于华东的新四军（粟裕的基本部队为华野叶飞1纵、陶勇4纵、王必成6纵），两路大军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会师，却没有形成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核心，仍然处于各自行动的分散状态——正因为如此，8月4日，中央军委电令粟裕赶到鲁西南指挥部队，粟裕随即回覆：一、请陈毅司令员同去，加强领导；二、带6纵同去，加强力量——中央立刻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相形之下，国民党的战场形势却显得一派大好。


    8月2日，整7师、整48师、整57师和整84师从鲁南追到了鲁西的济宁、兖州一线，与此同时，欧震兵团的整75师、整85师赶来了，“五大主力”的整11师和第五军也赶来了，再加上整32师、整70师、整72师……各路重兵背靠济南、郑州和徐州，凭藉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两大交通枢纽，兵员充备、调动灵便，不仅切断了鲁西与外界的联繫，并且杀过运河以西、把包围圈里的陈唐叶陶一步步赶向黄河岸边……


    在那些日子里，徐州战区捷报频传。快速纵队每天都能听见抓了多少多少俘虏、击毙多少多少敌人的消息，这些消息使伞兵们相信：穷途末路的华野主力很快就会被歼灭，“山东匪患”很快可以解决，不久之后，黄河以南就不会再有大的战事了。


    可惜，正在高兴的时候，出事了。


    1947年8月12日上午，蔡智诚在商丘“圣保罗医院”（今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拔牙齿，刚躺上手术椅子张开嘴巴等着上麻药，罗华和海国英突然跑进来报告说“出事了，整11师造反了”。


    天哪，整11师，人家可是五大主力呀！手术室里顿时就乱了套，蔡中尉也顾不上牙疼、连忙捂着腮帮子跑回了营房。


    蔡智诚他们是8月2日移防到河南商丘的。商丘是中州的门户、陇海铁路的战略要点，历来为兵家重地，从古到今，只要中原开战，这里就一定是军需物资的集散地（淮海战役期间的二野总兵站也设在这里）。解放前，商丘分为“商丘县”和“朱集市”两个部分，1947年8月，快速纵队的四个战斗大队就驻守在朱集火车站，而总部和直属队的营地则设在商丘县城里面。


    县城是“第六绥靖区司令部”（司令官周岩）的所在地，除伞兵之外，还驻着整11师的118旅33团——这118旅是以前的18军118师（也就是两年前在长沙受降时抢着进城的那支队伍），现任旅长为王元直（后升任第11师师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而这个33团就是在淮海战役中“血战大王庄”、给解放军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老虎团”（好象《集结号》在做宣传的时候还在拿这个团的“战绩”说事），当时的团长是李树兰（金门古宁头战役中的118师师长），属于王牌中的王牌，十分强悍。


    8月初，118旅从鲁中转到了商丘（整11师的11旅和18旅暂时还没有来），王元直旅长在朱集车站下车以后就把“老虎团”留在了县城，让他们敦促着第六绥靖区兵站赶紧往前方运送弹药——按道理，象33团这样的虎狼之师从来都是横着肩膀走路、没有人敢惹的，更何况就在十多天前，他们刚刚在南麻战役中打了大胜仗，正显得趾高气扬、意气风发，办理催促军需这样的小事应该不费吹灰之力才对。可谁晓得，连续几天，朱集火车站都忙着为邱清泉的第5军发货，愣是没有人理睬整11师的急切要求，这可把“老虎团”给惹毛了。


    说起来，整11师和第5军都是“五大主力”，但这两支王牌部队在伞兵的眼里是有亲疏之别的——整11师属于陈诚的“土木系”，而第5军则属于杜聿明的“远征军系统”。快速纵队的军官大都来自第5军，就连蒋纬国副参谋长也是从远征军里出来的，因此，伞兵守在火车站，所有的弹药粮秣都往邱清泉那里送，谁也不愿意搭理胡琏的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