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9点，在人和圩等不到救兵的戴之奇喊了几句忠于党国的口号，也朝自己脑袋开了枪（他的左轮手枪被9纵缴获了，后来由张震将军收藏着，直到79年才按规定上交）。
19日凌晨4时，整编69师师部被2纵和9纵攻破。
第41旅旅长董继陶最后跑出去了（在台湾以少将军衔退役），他还算是不错，专门派了个副官把蔡智仁的遗书送到遵义，蔡家人这才知道了二儿子的结局。那封遗书只有一百多个字，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一是说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只有以死尽责；二是希望家里人把他妻子接回遵义去，并要求蔡智诚过继一个孩子给他的遗孀——看样子，他还是坚信妻子会为自己“守节”的。
可送信的副官却告诉蔡家老人，他已经去找过蔡智仁的太太，初衷是想把她一起带到贵州来，可蔡夫人听完丈夫死亡的经过，只说了一句话：“他寻死之前没有想到我，死了以后再安排这些有什么用？”，然后就收拾东西回娘家了……
蔡式超先生流着眼泪感嘆道：“她说得对、说得对，不必再去打扰人家了”。
一年以后，蔡老人也去世了。
1947年2月，蔡智诚结束了北平训导队的学习，准备返回南京。
按计划，这批“留美军官”将在7月份再度集中，并进行最后一次考核，考核时必须呈交一份“业务报告”，大致相当于专业论文。蔡智诚的作战经验不多，所以选定的研究方向是“伞兵部队的基本训练”，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倒还满有心得。
在当时，空军司令部已经规定伞兵的补充兵员主要来自各军用机场的警备部队，也就是“场兵”，可蔡智诚却对场兵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正巧，与他同在南苑训导队学习的有两个济南场站的军官，两位同学热情地邀请蔡中尉到泉城去“考察考察”，于是，蔡智诚就到空军第二军区（空军训导大队的教务由他们代管）开了张证明，坐上飞机、直奔山东省会而去了。
这以后的一段故事，已经写在《国军空军罢工事件趣闻》里了，大家也许都知道了吧……
1947年3月，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转折点。这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度过了最初的艰难阶段，而国民党军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不得不将“全面进攻”改成了“重点进攻”。
以华东战场为例，46年年底，粟裕兵团放弃华中根据地、与陈毅兵团共同组成了华东野战军，兵力更为集中、机动范围更大，从而可以攥紧拳头、打击处于分散状态的国民党军——46年12月，解放军在宿北战役中歼灭整编第69师；47年1月，在鲁南战役中全歼整26师、整51师和第1快速纵队；2月，在莱芜战役中又一举歼灭整46师和第73军，并俘虏了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创造了开战以来的新记录。
三个月之内被消灭了十五万人马，薛岳长官明显不是粟裕司令员的对手，蒋委员长无奈之下撤消了徐州绥靖公署，改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华东和华中（徐州、郑州）的战事。
“徐州陆总”的设立，标志着国民党“全面进攻”战略的结束，也标志着“重点进攻”阶段的开始。
当时，顾祝同有两个任务，首先是“黄河归故”——抗战期间，蒋介石扒开了花园口，决口的黄河水在河南、安徽和江苏形成了千里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就计划重新合龙花园口，使黄河恢复故道、让灾民回归家园。
这件事从民生角度来讲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军事上。
黄河改道，原先的河道就断流了。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干涸的故道附近建立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而现在，一旦河水“归故”，这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区势必将被分隔在黄河两岸，从而在军事上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这项工程从“国共和谈”到“全面进攻”时期都没有能够办成，一直拖到“重点进攻”的47年3月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换个角度来看，刘邓大军于1947年的雨季离开根据地、挺进大别山，除了战略上的主动选择之外，其实也有受“黄河归故”影响的被迫无奈）
“徐州陆总”的第二项任务是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这件事，一开始干得也不错。
在当时，顾祝同的手下真可谓是兵强马壮——二十四个整编师、四十五万大军，其中还包括了“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师、整11师和第五军——这么多的精锐主力集中在一起，採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策略，呈纵深梯次向前攻击，解放军一时还真没有办法对付。
很快，临沂、泰安等战略要地相继被国军攻占，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被打通，南京的火车终于可以开到北平了。
而就在这时候，又从西北传来了一个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
说起来，进攻延安的事情差一点就与伞兵有关系。
47年春节过后，伞兵总队抽调五个战斗队（加强连）的一千一百多人秘密集中、准备对延安实施空降突袭。部队先是在南京进行伞降训练，然后又转到西安郊区进行地面模拟，并针对不同情况拟定了数套作战方案，目的是在地面兵团接近目标的同时，迅速控制延安机场（机场是乘车离开延安的必经之地），并对杨家岭、王家坪等重点目标实施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