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和莫永聪能够在澡堂子里呼呼大睡，可蔡智诚却不行，他在那种地方睡不着，所以总是带着一本书、趴在床上看。
训导大队分成十个队，伞兵总队和通讯、气象、防空、警卫部队的人分在一起，所学的课程涉及辎重、工兵、交通、爆破、战术、防毒、地形、情报和无线电等方面，教材是由美国人选定的，採用“混合教学方式”上课，先由中国教官做一遍指导、再由美国教官讲解同样的内容，学员们可以从中揣摩到两国之间的教育方法有什么差异。
训导队的美国教员其实是陆战一师的军官，并不是真正的军校教师，但即便是这样，蔡智诚他们也能感受到中美军队在观念上的不同。比如，上战术课的时候，中国教官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讲进攻、三分之一的时间讲防御，可美国人却用了一大半的时间讲如何撤退，好象他们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逃跑似的。再比如，美国的参谋业务主要是算帐，先算算自己有多少物资、多少兵力，再算算对方有多大力量，然后才考虑怎么办；而中国教官一上来就让大家判断敌人的弱点在哪里、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如何以长击短。
46年年底，正是国军在各大战场“高奏凯歌”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大举出击，向中原、苏北、鲁南、冀鲁豫、华北、西北、东北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作战目标几乎涵盖了共产党的全部根据地。有一天，陆军大学“战术研究院”主任游凤池中将到训导队来做报告，他对蒋委员长的“英明决策”评价很高，认为“流寇每获负隅则易成功，一旦流窜则归于失败”，所以必须“中央突破，全面开花”，一举剷除共产党的粮食产区和兵源补充地，“使其陷入无依託的流动作战”……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鲍威尔少校却在小本子上算了一笔帐，觉得蒋委员长的办法不科学，按他的计算结果，国民政府只有多少多少资源、只能供应多少多少兵，如果不能围歼主力、只是抢占地盘，哪怕仗仗都成功，最多打个小半年，国军就没有机动兵力了，到时候共产党真的跳出外线“流动作战”，招架不住的不是共军、反而是国军。
游凤池急了，搬出历史经验教训，从太平军讲到红军、从石达开讲到毛泽东，反覆证明“共产党离开根据地就是死路一条”；而鲍威尔就是不服，也找出这个战例那个理论，从拿破崙讲到麦克阿瑟。两个人在台上争得面红耳赤，就连翻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搞到最后，游凤池干脆冲着学员们嚷嚷：“你们学习外国理论，先要明白中国的情况，不能什么话都听信洋人的！”，鲍威尔弄不懂游中将在嚷些什么、直扯着翻译问“what?what?”，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鼓掌不是、不鼓掌也不是。
游凤池先生是贵阳人，是贵州陆军学堂培养的“土专家”，从24年起就在黄埔军校教书，弟子满天下，国军里的中将少将见了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如今却被一个美国少校顶撞得下不了台，真是气得不得了，离开会场的时候还在一个劲地念叨“真不象话！美国军人不象话”。
美国军人不象话，比鲍威尔少校更不象话的是皮尔逊军士长。
46年的12月26日下午，蔡智诚在教室里看书，李行和莫永聪从街上跑回来，手里举着份《北平日报》、激动得大吼大叫。原来，24日夜晚，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皮尔逊军士长在东单广场强姦了北大女学生沈崇，报纸上把这件事情给捅了出来。报上说，做案的美国兵跑了（实际上，皮尔逊被抓住了，逃跑的是同案犯瓦伦普利查），而美国军队企图包庇罪犯、阻挠北平警方的刑事调查——这立刻就引起了中国青年军人的强烈愤慨。
既然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士长，皮尔逊就肯定属于美国海军陆战一师。
当天正是圣诞节，训导大队的美国教官们都在南苑大红门舞厅参加联欢会，蔡智诚他们立即赶往大红门，上百名空军军官一起闯进了会场。
舞厅里除了美国人，还有许多中国高官和官员家眷。莫永聪一进门就高喊：“请各位太太小姐赶紧离开这里，免得被可恶的消息侮辱了耳朵！”，接着，李行又用英文和中文把“沈崇事件”通报了一遍，并强烈要求美国海军陆战一师交出肇事罪犯——教官们显然事先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被震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过了好一阵，大家才渐渐缓过神来，三三两两地展开议论，有美国人说应该开除军籍，也有的建议判三年五年徒刑，而国军的态度却是异口同声：“按中国的军法，枪毙！”
蔡智诚问鲍威尔少校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鲍威尔回答说：“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我感到遗憾；站在军人的立场，我感到羞耻。但我不是司法专业人员，对军事审判没有明确的意见”
第二天，北平的大学生开始上街游行了，很快，因“沈崇事件”引发的抗议浪潮就席捲了全国、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不过，南苑“军官训导大队”的学员们并没有参加其后的活动。
在当时，对“沈崇事件”感到强烈义愤的主要是大学生或者与大学有关的知识青年，行伍出身的军人以及大多数普通百姓都对这桩强姦案比较淡漠，甚至还有些老头老太太表示：“大姑娘家，半夜三更四处乱跑，那是自招祸害”，居然责怪女学生不守规矩。蔡智诚虽然同情沈崇小姐，但他还是觉得这只是个“孤立事件”，与其他美国人无关，只要通过法律程序、实行军法处置就行了，所以并不认同学生运动所提出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