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干这种买卖是需要现金本钱的，杨三的办法是到乡下去“揽会”。


    “揽会”也叫“搭会”，属于私营的金融活动（提醒一下，解放前是允许的，现在再搞就违法了）——大家凑份子、轮流当“会头”，“会头”请会友们吃顿酒，大家就把钱交给他，这其实是一种民间的集资方式——当“会头”的次序有先后，待遇也不一样。比如一个一百万的会，第一个会头只能收八十万、第二个八十五万，依次类推、越靠后的钱越多，最后一个能收到两百万也说不定。乡下人的眼皮子浅，都喜欢排在后面收大钱，可杨三却永远是抢头一个，他一拿到现金就去炒期货，三两下就赢得了暴利，而后面的会友却倒了霉，排在最后的甚至连会费都不敢要，因为物价涨得太厉害，等到“收两百万”的时候，恐怕连“请会酒”的饭钱都不够了……


    炒期货的人比一般百姓更关心时局，杨三就经常向蔡家兄弟询问：“内战会不会真的打起来”。


    46年的8月，按中学课本上的说法，解放战争已经爆发了。可是在蔡智诚的概念中，当时并没有正式开打，因为这时候共产党的报纸还在国统区里发行、中共的军队还叫做“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军事调停小组”还在继续工作、“国民大会”的筹备名单中也依然有共产党人的名字……


    这时候，社会各界也没有放弃和平的最后希望，蔡式超老先生给孩子们写信，讲来讲去都是“避免战乱、休养生息”的大道理，甚至还引用了赵藩的名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蔡家的两个儿子看了以后哭笑不得，心说：打不打仗，岂是我们这样的小军官能够决定的，恐怕就连蒋委员长也没有多少办法。


    在当时，政府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共产党阻断了华北的交通线——从上海到北平或者天津只能乘坐轮船和飞机，江苏的陆路到不了山东，济南到青岛的铁路也无法通行，政府官员出了首都只能向南走，因为苏北就属于共产党……交通的堵塞使国民经济陷入瘫痪，解放区开展的土改运动又使大批地主逃离家园。于是，南方的资本家和北方的地主都在叫苦连天，纷纷要求中央“採取行动、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的最佳途径是进行谈判，可国共双方的谈判总是不见成效。国民党要求“恢复交通”，共产党就要求政府“先承认交通沿线的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国民党说政权问题要由“国民大会”决定，共产党就反对召开国大，要求“先进行充分的政治协商”；国民党要求中共军队进行整编，中共同意整编、但要求国军先“退回到1月13日（调停小组成立时）的位置”，也就是要国军撤出关外；蒋介石急了，一傢伙撕毁停战协定、还发布“最后通牒”，可毛泽东却不怕，写文章说“美帝国主义极其走狗都是纸老虎”……


    于是，蔡智诚和蔡智仁都认为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了。他们觉得，事情闹到这一步，其实不是哪一方或者哪个人的一相情愿，而是国共双方基于各自目的的共同选择。


    但是，在46年8月的上海，蔡智诚和蔡智仁都没有想到今后的内战将会演变成席捲全国、并最终夺取政权的全面战事。


    他俩以为，所谓“国共内战”，无非是围绕着交通线的打打谈谈。顶多用上半年时间，国军就可以完成军事目的、把各条铁路线贯通起来，到时候共产党没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解决问题就容易多了。


    虽然都是国军精锐部队的基层骨干，但蔡家兄弟其实对自己的对手一点也不了解。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国军的力量比八路军强大得多，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失败的，这场战争如果打得好了可以所向披靡，即便打得不好也可以把共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以后再慢慢“剿匪”就是了。


    兄弟俩的心里很清楚，以国民党当时的状况，不仅没有在政治上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在经济上也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事。但他们也同时认为，国民党无法办到的事情，共产党就更不可能办到，所以这场战争一定是短期的、局部的。


    “打就打吧，眼下的局面这么难堪，打一打试试看，或许还可以打出点希望来”。蔡智诚记得，这是他二哥最后的观点。


    9月1日，蔡智诚送哥哥上轮船。


    在码头上，蔡智仁拍了拍弟弟的脸，笑着说：“赶快到美国去读书吧，打仗的事就用不着你操心了”。


    蔡智诚也叮嘱道：“二哥，在战场上要小心一点”


    “放心吧，我在军部当差，就象进了保险箱一样安全”。


    蔡智仁耸耸肩膀，转过身，米黄色的风衣就混入了拥挤的人群。从此以后，这件风衣的颜色就和二哥匆忙的背影一起，永远地留在了蔡智诚的记忆中。


    1946年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和民盟党派联合抵制了由国民党包办的这届不民主的大会。


    当月，中共代表宣布不再接受美国政府的军事调停，周恩来等人随即离开南京、返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