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老天爷真的开眼了。蔡智诚落在一块田埂上，他紧跑几步解开了伞包——伞降成功！


    但是，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稻田里覆盖着好多张降落伞，一个个人形的怪物在伞布底下拱来拱去，就是钻不出来，有个傢伙急得大嚷大叫：“来人吶！救命啊！”。田埂上的人赶紧去“救他的命”。


    喊“救命”的人是火箭筒手海国英，他是个回民，平时最爱干净的，一天要洗十几次手，活象个外科大夫。可现在，这小子的模样却悽惨极了，浑身上下全是烂泥，脖子上还粘着一只小动物，拽了半天也拽不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有毒么？”海国英龇牙咧嘴地问。


    “是蚂蝗，吸血的”


    海国英的脸都吓白了——也难怪，西北的回民地界上没有这个歹毒的玩意。


    好不容易把水田里的人都拉上来了，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降落伞。


    以前，伞兵队的降落伞都由“摺伞兵”负责管理，跳伞兵只管跳、不管收拾。于是，战场上的伞兵们面对着铺天盖地的降落伞，顿时弄不清该怎么办了。


    有人提议：“走吧走吧，不管了”


    别人不管还可以，但蔡智诚是技术上士，对武器装备负有责任，他不管可不合适。正在为难的时候，田埂上走来了几个老百姓，蔡上士就和他们商量：“朋友，帮我们收拾这些降落伞，国军付钱给你们，行不行？”


    那几位老百姓挺痛快地答应了。蔡智诚又问：“朋友，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洪市”


    “什么洪市？哪个省呀？”


    “湖南省衡阳县”


    嗨！原来是跑到湖南来了。


    这时候，天上的运输机和战斗机全都没有了踪影，只留下一些红色的、黄色的降落伞继续在空中飘荡。按伞兵的规矩，士兵的降落伞是蓝底绿条纹，军官的是白色，这些红色、黄色的降落伞携带的都是武器弹药和军需装备。


    这么多武器装备，该怎么收拾？收拾以后又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部队的长官，弄清楚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放眼眺望，远处树起了一面白色的召集旗，大家连忙朝那里奔去。


    （说句题外话。萨苏曾经讲过，松山的日军曾经看见占领阵地之后的国军挥舞着一面“白旗”。萨老大对此挺纳闷的：打了胜仗还举白旗干什么？


    以马甲所知，当时的远征军，召集部队的指示旗就是白色的，那代表军官所处的位置——国军的这个规矩不晓得是从哪里学来的，确实比较古怪）


    “召集旗”跟前站着分队长周之江上尉，传令兵潘崇德正在旁边组装那台步话机。这小子不但没有“象秤砣一样”的摔死，而且身上连一点儿泥水也没粘上，真是够有本事的。


    举手敬礼报到：“报告队长，上士蔡智诚归队！”


    周队长点点头，又接着东张西望。过了一会，他悄悄问蔡上士：“你在路上看见队部的人没有？”


    “没有啊，怎么了？”


    “嗯，他们好象是飞回去了……”，停了停，周之江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湖南衡阳——怎么？你不知道？”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周队长显得气急败坏。


    蔡智诚不禁愣住了——天吶！那么，现在有谁知道，我们坐着飞机跑到湖南的这片稻田里来，到底是为了干什么？


    看了“蒲公英（十一）”，好些朋友认为伞兵们是在搞演习。这不奇怪，因为网络上有记载，“伞兵空降洪罗庙”的时间应该是在45年的7月下旬——这个记录出自衡阳文史资料，而且基本上都源于李延平老人的口述回忆，应该是比较权威的。


    李延平是当年的参战伞兵，他的记忆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但他的口述与马甲之所闻在细节上却存在着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比如空降时间（这个稍后可以解释）、比如伞兵的编制（李老人说鸿翔部队下设一个跳伞中队、四个机降中队）、比如美军的作用（李老人说美国兵是直接加入鸿翔部队、与中国军人混编的）、比如赫斯和姜键的军衔（李老人说他俩是上校），另外，李延平老人还说他在台元寺生擒了日军师团长三木郎少将，而马甲我无法确认这个战果。


    我尊重李延平老先生的意见，但我还是决定照着自己的思路写下去。李老人的文章是血雨腥风的亲身经历，马甲我的文字是道听途说的姑妄言之，我和他老人家各置一辞，大伙马马虎虎地看着，信与不信都没有关系，权当做消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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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伞兵首次空降作战”的殊荣，本来并不属于第二伞兵队。


    早在45年5月份，突击总队就拟定了一个“袭击罗定机场”的计划。当时有情报显示，驻海南岛的日军航空队正陆续向大陆方向转场，广东的罗定（有一些资料误写为“罗店”了）是他们主要的中转途径，并且，这个机场也是日军飞机支援广西战场的重要基地。为此，突击总队决定，由美军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亲自带队、率领第一伞兵队（队长井庆爽）对罗定机场进行突袭，破坏敌机场设施、摧毁其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