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爱尔兰，这是一次长达三个多星期的漫长旅行。克莉丝用她的笔记本计算机成功地避开了沿路的所有缉捕和检查。我既对她感到惊奇不已，又对她厌恶至极。这是一种无休止的折磨，可是我们已经熬过来了。
您为什么沉默了，图波尔?继续讲下去!我还应该讲什么，弗朗索斯?已经没什么可讲的了，我们就这样到了爱尔兰。句号。
不过诺拉在那儿，对吗?你们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所以我想，总有什么可说的。
您看，弗朗索斯，我们步行了大约三个星期，偶尔也搭搭别人的汽车，不过这种机会极少。您想像一下，带着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太太逃亡，这叫什么?这是一个疯了的老太太，她只有一个兴趣，就是非要在三天之内把她的笔记本计算机充上电。
早晨，当我在不知什么地方的避难所里醒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止一次地闪过一个念头，离开还在睡梦中的克莉丝，到最近的警察局去自首。损坏财物，我企图说服自己，这只不过是损坏财物罢了，甚至连这也不是，我连损坏财物也算不上，我只不过是拧开了一个螺母，拆下了一个启动雷管罢了。
快到三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去爱尔兰的那个渡口，克莉丝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为我们弄来了新的π卡。在渡轮公司的办公室里，她问有没有一封给瑞贝茨科的信，那位女士疑惑地看看我们，跑到后面拿来了那封信。那封信是从慕尼黑寄出的，可是我在这儿再说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
我们拆开信封，里面是两张π卡——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和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还有一叠钱。
这是一叠从慕尼黑的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的一只鞋盒里拿出来的、没有人愿意瞟一眼的钱。我可以想像洛的激动，他以那种激动的心情一把抓过鞋盒，从里面掏出一叠钞票，连数也不数就塞进了信封。
克莉丝，她现在已经叫艾娃·玛丽娅了，她把这两个名字键入了她的笔记本。现在我们有了母与子两份完整的简历，有个人档案和历史记录。
就在那艘船上，在我去爱尔兰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结束了作为图波尔·博特的生活。不过我想对您讲述另外一种生活，弗朗索斯，它不牵扯任何人，也不关您的事。
我在这儿有一份个人档案，图波尔。名字：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我可以给您念一念吗?
只要您愿意，弗朗索斯，那您就念吧。
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1984年生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学业：建筑专业……我们把这些都省了吧，反正都是编造的，或者根本不属于您。我承认，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尽了一切可能把这些东西编进档案。2015年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与他的母亲一起迁居爱尔兰，诺拉·甘迺迪在那里等候他们。
胡说，弗朗索斯，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可能记在档案里，诺拉不可能等候我们，她根本不知道我们要来。克莉丝禁止我在我们到达那儿之前跟诺拉联繫，她害怕有人会追踪她的手提式笔记本网络连接器，发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真的是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她的门口的。
开始诺拉认不出我来，我蓬头垢面，鬍子老长，疲惫不堪，形容憔悴。
“图波尔，”她终于惊奇万分地说，“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一生中第一次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死一般的恐惧突然间从我的身上消失了，逃亡了好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诺拉，那时候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
我听见诺拉问克莉丝，“那么您是谁?”
“这位是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我是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他的母亲。”
我看着诺拉，她起先盯着我，然后又盯着克莉丝，“怎么，该死的，你们干了坏事?”她问。
她一个人住。
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丘陵上的绵羊群里，还有在秋天的风暴之中度过了三个星期之后，我又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她没有把我们撵出门去，可是她并没有等我们。您肯定是得到了错误的报告，弗朗索斯。
可能是的，图波尔。不管怎么说档案上写着，这个弗拉基米尔在这之后很快就在基拉尼的一家小公司里当了一名建筑师。
说起来这么简单，弗朗索斯。我一点儿也没有建筑方面的知识，表面上说是学过。诺拉把我带到了她工作的那个事务所里，白天我装出一副聪明的面孔，下班以后，她做完我的工作，然后再想办法给我解释我该怎么做。尽管如此，这带来了很多快乐，可那也是一个艰苦的时期。艰苦的时期接踵而来。诺拉仿佛换了一个人，我觉得，她所想要的，她都得到了。她心爱的爱尔兰，在一家小公司里的工作，还有她爱的丈夫。
当然，还有安全感，它再也不会失去了。
惟一给这安全带来干扰的就是克莉丝，或者更多的叫艾娃·玛丽娅，因为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都称呼她这个陌生的名字。诺拉和克莉丝互相不理解。诺拉热爱这个国家，而克莉丝憎恨这个国家;诺拉讨厌计算机，而克莉丝却喜欢计算机。我们从我们小得可怜的房子的顶层为克莉丝腾出了一个小房间，这座房子是我们付房钱租来的。她在那个小房间里一天又一天地坐在我们后来为她弄来的计算机前，在干着什么——天知道她在干什么。有时候我们听见她在上面踱来踱去，烦躁不安，弄得我们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