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害怕吗?”她问。
我耸耸肩，“害怕?我不知道。也许那就是害怕，我必须承认，那并不给我什么快乐。”
“我总是害怕，”她小声说，“它伤害着我的身体。”
“您叫什么?”
“诺拉，诺拉·洛贝娜。”
“什么?您真的叫诺拉?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很少有的名字。”
她摇摇头，“那是爱尔兰人的名字，我的祖父是爱尔兰人，这个名字叫起来像是个幸运儿、圣诞儿，或是这一类的，这名字并不稀罕。”
“噢，是啊。”我说，“我也认识一个叫诺拉的，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也叫诺拉，也是爱尔兰人，是个幸运儿，是您说的，对吗?”
“反正是这样。我总觉得它是玩世不恭的意思，我可不是幸运儿，无论怎样也不是。”
我站起来，灌下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她不想喝酒，绝对不想喝酒，她更希望喝一杯咖啡。哎呀，现在可没有电呀，可是我有雀巢咖啡，她感动了，因为她是真的想喝，反正不能睡觉，一杯用水管里放出来的不冷不热的温水沖的咖啡也不错。
当我又回到沙发上坐下时，她的眼睛已经闭上了。我在她的腿上盖了一条毯子，她的腿已经开始变冷了，然后我坐到另一张沙发上，注视着她。
六个月来只有音乐的撞击声透过墙来，那是她恐惧的心的搏动，那是为一个瘦小、胆怯的女人有节奏地摇动着的摇篮。她有一张布娃娃的脸和火柴杆一样的黑头发。诺拉，这是我生活中的第二个诺拉，关在一个二十七点五平方米的单身牢房里，可以远眺森林、草地和人工天鹅湖。
三点刚过，还是没有电，从我的房间到走廊的门仍然开着，自来水只能流出一根细细的水柱。个人通讯机的屏幕还是一片漆黑。
在走廊的外面，我可以想像地平线上已是晨曦微露，早晨就要到来了。天要亮了，要有光亮了，光亮就是开始。
我被身边窸窸率窣的声音惊醒了，我发现自己在沙发上，面对着这位女士，她把杯子放到桌子上时弄出的声音太响了。
“天要亮了!”她说。
诺拉。停电。我把数据中心炸毁了，我把沃维森弄瘫痪了。这座房子倒是没有着火，这个女人叫诺拉，她很害怕。在外面，天快要亮了。
“到现在还没有电。”她说，“我可以留在这儿吗?”
我点点头。在过了这样的夜晚之后我不想谈论早晨。
她又从她的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雀巢咖啡，它过了夜已经凉了，走味了。我觉得喉咙里堵得慌，就站了起来，指指她的杯子。
“我去换点儿新的吧?”我说。
她摇摇头，“还没有电呢。”
我点点头，拿了她的杯子。
“还是没有来电。”她第三次这样说，“您煮不了咖啡，您不明白吗?”
我又坐下了，她是对的，当然啦，没有电。
“牛奶?”我问。她点点头。
冰箱里黑乎乎的，很暖和，牛奶变酸和桃子腐烂的异味从里面不断地涌出来，然后向下扑去，在我光着的脚上留下一种湿乎乎的腐烂的感觉。
“您做什么工作?”我问。因为我想到，从表上的时间，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我又想到了我在数据中心的工作，想到了我的来访者诺拉，最后，她做什么工作的问题就跳了出来，我并不真的感兴趣。
她没有听见我的话，大概我是在冰箱里问的。
“不要在冰箱里问话!”这是母亲说的。
每当我找啤酒或是奶酪找不着的时候，母亲就会说：“不要在冰箱里提问题，否则我听不清你说什么。”她在慕尼黑有电吗?我把多少地方弄瘫痪了?她也许正坐在沙发上为自己担心，可她的儿子现在正处在混乱之中，到处是火光沖天。我可以想像昨天夜里的新闻图片。它会不会造成伤害?或者死亡?我是不是杀了人?
“您做什么工作——诺拉?”这个名字在我的舌头上就像一个胆小鬼，它应该跳出来，我必须用力，用全部力量才能把它挤出来，可它还是这样抵抗着。诺拉这个名字，对着一张陌生的脸。
“我靠救济生活。”她惶恐地说，“我失业了。”
“您整天都在这儿吗?”
她点点头，“大部分时间，是的。我原来是售货员，可是我受不了那份工作，您知道，整天人们围在我身边，空气都往下沉。我原来在市中心，在繁华地段，您认识那地方吗?那里没有窗子，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我受到太多的损害，总是生病。后来我出来了，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人再给我一份工作。肯定在什么地方储存着信息，说我有太多的病。”
再也不会了，我静静地想。它过去储存了邻居诺拉，可是它现在已经都被抹去了。我，图波尔·博特，我亲自想办法把它抹掉了。我们全都穿着洁白无暇的衬衣，再也没有人认识你的邻居诺拉，把你的π卡扔掉，因为你再也不叫什么1234567xyz了，你又叫诺拉了，并且将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有时给我那种坐在屏幕前的工作，可我不能长时间看着屏幕，那样会让我变瞎的。我说，我干不了那活儿，可他们说，这是拒绝工作，给我的报酬更少了。您能在屏幕前呆呆地看上一整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