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中交战双方的最终目标是夺取对民众的控制权。因此，为了取得胜利，任何採取反游击行动的军队都必须不仅要在军事上击败游击力量，而且要实现离间民众对游击队的同情和确保大众认可的社会秩序和政府的存在这样一些政治目标，“搜索和摧毁”战役必须与恰当地希望赢得“人心”和“思想”相结合，必须与保障有可行的政治权威相结合。战术的运用应根据游击队所占据的地形和其社会结构而决定。对于小股力量在国外发动的冒险性侵略，象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採取的行动，实施快速的机动突击就行了。如果是属于当地游击运动，拥有一定的民众支持，象越共，那么空中突击必须与努力控制地域结合起来。“铁锤和铁砧”战术和积极巡逻务须与“警戒和扫荡”或“分区控制”措施相协同。通常，还需要地域控制和快速突击力进行一定的结合。


    军人守旧是个通病，正规军在对付游击队中遇到的大多困难，起因于他们不能将其行动规模缩减下来，以去适应对手那“捉摸不定手法”。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迅速而成功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有助于防御性游击战的自然的和人工的地形的例子，这就是1169年后的诺曼第人对爱尔兰的征服。斯特朗勃的部队避免了用重骑兵实施全正面攻击的封建军队作战倾向。他们採用了迂回战术，灵活地穿过沼泽地和森林地击溃了盖尔族人的剑手队。他们在占领的土地上，构筑城堡，在控制点上修筑小据点。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迅速地入乡随俗，使用他们取代了的贵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他们胜利了，因为他们拥有一支快速而灵活的突击部队和长期据守所占领土的有效手段这样两种必不可少的因素。他们所立即制定的谋略，后来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重新学习。


    先研究战斗力。首要的是掌握足够的武器和火力，以将随时随地发现的游击队（不管其是在休整还是在行动）消灭。这样就需要小型的快速机动部队——空中突击队。法国殖民者在塞内加尔、苏丹、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促成加利埃尼和利奥泰详细制订了反暴用的“油渍”战术。这种战术的军事成分先于民事行动，它有赖于尽可能地达成高速度和获取极可靠的情报。把最初的目标地区分成若干个作战区，这就是所说的“分区控制”。第二步是“流篦式搜索”，即派往分区的部队以快速运动分队，在己军的协助下和民众情报的支援下，清除叛乱者残余。他们这种迅速的迂回运动被描述为“旋风”——即“旋风战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面对印度支那地区的更严重的对抗，萨兰採纳了奥德·温盖特的“据点”思想，掺进了自己的“空中堡垒基地”意见。这些就是空中补给的要塞，设在反叛力量曾占优势的边远地区。这种作法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象徵性的，同时还能引出游击队，以便发挥火力的优势。如果游击队自已能集中足够的火力，而基地设置位置又很差，象奠边府那样的浅宽盆地，那么这种战术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美国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溪山重蹈了这一覆辙。声称在那里取得胜利是不现实的，因为武元甲只是合围了那个地区，吸引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处于优势，于此同时他集结部队，准备发起“新年攻势”。


    在与游击队作战时，正规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将行动规模从地理上和人数上缩减下来。对于那些具有大规模常规冲突胜利历史的军队来说，尤其是应该如此。英国在马来亚的行动中占有指挥上的优势，它的指挥官曾跟随奥德·温盖特的欣迪特在缅甸作战过。学会了应付雨林和热带森林覆盖的山地环境，以小规模的独立编队进行作战。负责作战指挥的坦普勒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将当时的环境作为一种治安问题来考虑，强调维持乡村一级的治安，强调一个独立的马来亚的国家是最终目标。在赛普勒斯，哈丁看来就不十分精明，用他的对手格里瓦斯的话说，哈丁在岛上驻扎的部队已到饱和程度，成为敌人的目标，而且部队之间也相互干扰，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削弱了已掌握的控制机器。格里瓦斯暗示说，如果採用经过专门的严格训练的小规模反暴部队，完全可能做得更好一些。在马来亚，英国在这一方面做得很成功，恢复了特种空中勤务部队。在马来亚取得的经验和制订的方法后来又传到肯亚、亚丁和婆罗洲。特种空中勤务部队是专门用于担任这种特殊任务的，近一点，在北爱尔兰用了，还用以对付英格兰的恐怖主义者的活动，这种恐怖主义分子活动的最明显事例是对伊朗大使馆（伊朗驻英大使馆）的占领。1961年，当时人们普遍对游击战的政治兴趣和关心达到高潮，美国组建了“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适于赢得人心和思想，而且还为击败游击队提供了纵深的活动中心。


    1965年，美国直接地、全面地捲入越南战争，战区司令者是威斯特摩兰，他是炮兵出身。首批登上越南领土的地面部队是海军陆战队。他们简单地改变了其水陆两栖战术。改而使用垂直包围的直升机战术。空降部队战斗实质上跟它一样。这种作战强调的是根据测定的某个客观标尺去争取胜利。击毙对手的数量，说得好听一点“数人头”，成为战斗的目标。在封锁和包围越共的搜索与摧毁的杀掠行动中，重点是杀人，而不是扼守地域。人们将其简单地理解成军事目标是杀人，因而它取代了和平这一最终目标，而和平的特点和衡量的尺度就不那么有形了。美国一名高级军官曾这样概括了这种战术：“抓住人头，就可赢得人心和思想”。1968年，艾伯拉姆斯接任司令官，他的确根据环境和政治形势区别对待，缩小了战斗行动规模，採用了“鯆鱼”战术。这就是运用小规模的分遣部队，更频繁更迅速地扫荡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