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至1918年在欧洲战场远征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又回到基本上立足于一个洋的旧概念上去了，海军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将其在大西洋的利益留给皇家海军照顾。二十年代初期，军事谋略者们制定了同日本进行海战的“橙色计划”。到三十年代中期，谋略者们制定，只有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最初放弃菲律宾，才能打败日本。各军种的目标上的分歧，导致1938年制定出了一个最终妥协的计划。这就是把陆军要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战略三角”建立集中防御的目标，与海军偏向进攻战，即以航母特混舰队和登陆行动实施跳岛作战通过大平洋的设想结合起来。


    这一意图是简单的，但被1939年至1944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影响了，使美国的注意力从太平洋转向大西洋，引出了一系列所谓“长虹”计划，涉及与敌人、与盟友缠在一起的战争，美国防御战略的地理范围的周边由北美大陆扩大到东半球，设想英国的生存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不管麦克阿瑟怎样抗辩，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还是断然决定，美国在太平洋应取纯粹的防御势态，将主力放在大西洋。这一观点写进了1940年底制定的“大计划”，宣称要在英军的密切协同下在欧洲实施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在随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中，条理简单的地缘政治学说在复杂的行动中变得混乱不清。


    麦金德和地缘政治学


    另一个简单的但对世界颇有影响的观点源自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的着作。1904年，他确认欧亚大陆的中、北部平原，船只难以航行，但骑兵或火车却是可以通过的，认为这里是“历史的中枢”。由此观点出发，不管其宪法和社会构成如何，俄国作为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对全球施加重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伸向海军势力能够施加影响的欧亚大陆四大边缘地区。它们是东亚、南亚、中东和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麦金德修正了自己的论点，并给俄国中枢重新起了个名字，称它为“心脏地带”。以其为中心，构成新月形，新月形内侧包括上面提及的四大边缘地区，外侧由不列颠诸岛、撒哈拉南部非洲和日本组成。面对着这一大陆组合的变化，形成了以心脏地带的陆上强国与新月形的海上强国之间的根本对立，麦金德修正其论点的目的是，警告英国国务活动家们，德国和俄国的联合已对英国海上帝国构成了威胁。政治斗争的中心已从西欧转移到东欧。谁控制了中心地带与德国，谁就将统治世界之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统治世界。


    接受和运用这种思想的温床在德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它有发展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传统。“地缘政治学”是瑞典人鲁道夫·克杰伦新创的词语，用来描述利用地理概念为国家服务。地缘政治学的首要鼓吹者是巴伐利亚军事贵族政治论者卡尔·豪斯霍弗尔，他曾于二十世纪初作过驻日本和东南亚参谋部门的观察员。第一世界大战期间，鲁道夫·赫斯是他的副官。战后，豪斯霍弗尔为使人们承认地缘政治学是国家的强有力工具而四处游说，并于1924年创办了一家发行范围很广的杂志《地缘政治学杂志》。豪斯霍弗尔在慕尼黑郊外的故居成为纳粹党初期的避难所，希特勒被囚禁期间，豪斯霍弗尔经常去看他。希特勒在牢中给赫斯口述《我的奋斗》，希特勒的每一句话都为种族仇视所左右，在这种种族仇视中，无疑有地缘政治学的气味。豪斯霍弗尔和大多数地缘政治学作家都与种族主义不沾边，他站在其犹太妻子一边，而这经常被引证为是其在纳粹行列里晋升缓慢的原因。他本来是立志要当教育部长的。


    麦金德的着作给了豪斯霍弗尔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本来是向英国发出警报，告诉其统治世界浪潮的地位面临危险，却变成了寻求与俄国妥协，击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垄断势力（包括处于这个范围内的美国）的邀请。1913年，豪斯霍弗尔写道，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之间利害相通，那是绝对无可争议的。纳粹统治全球的计划是一个谋求两大地缘政治学目标的灵活计划。首先，需要获得对中心地带的控制。然后，需要摧毁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海军实力。《我的奋斗》预示了这一点，重复了豪斯雷弗尔使用的麦金德概念。豪斯雷弗尔为求得同俄国和解而不懈地工作。他认为，1939年3月的希特勒-史达林条约证明了其基本主张是正确的，它提供了一条从莱茵河到阿穆尔河远至日本的轴线。对希特勒来说，该条约是一个稳住俄国的权宜之计，因其当时正攻占波兰。尽管1941年希特勒撕毁条约后豪斯霍弗尔撰写的多篇社论合乎爱国精神，但是，显然，豪斯霍弗尔将其看作是一个地缘政治学上的错误，指出拿破崙和法尔肯海因在反对广阔中心地带的作战中遇到了种种困难。麦金德曾担心的和豪斯霍弗尔所争取的互相兼併的前景，因“巴巴罗萨计划”而彻底破灭了。没有一个地缘政治学家预见到英国和美国的海上力量同俄国的陆上力量联合起来的情形。希特勒显然是希望避免捲入同英国海上力量作战，他坚持认为，英帝国的继续存在是世界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学家们预见英帝国要逊位，并预言领导地位将转给美国。显然，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压倒了地缘政治学家的影响。如果地缘政治学派势力更大一点，德国也许不会如此易遭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