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以来，随着经济和政治组织范围的增大，战争的规模也急剧升级。工业化和运输革命展示的全面战争的景象是：大规模的职业军队将加入到全球性的冲突中来。因此，决定战争结局的重要决心所涉及的中心问题范围越来越广大了。在大规模军队作战的时代以前，一旦定下战斗决心，战斗的转折点往往取决于战场上的指挥官。像战术机动那样的东西就能决定胜负，决定战争。随着铁路、电报、远程火炮和密集步兵的出现，作战需要有更周密的组织和准备工作。于是就产生了一般参谋职责以及随之而来的谋略。由于作战规模的升格和可能的协同行动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的扩大，定下重要决策的职责提高到战略这一级。过去，在协调洲际规模的作战中，只有蒙古的可汗才能取得的成就，如今工业化国家的将军也都能办到。打胜仗要求人们具备战场上指挥军队所需要的更加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的各种情况。陆军和海军的机械化以及无线电通讯和飞机的出现，使冲突的范围扩展到全球。决定性的选择产生于若干国家的各军兵种协调一致地行动。在实施战争中，不管战略所宣称的是什么，它总是从属于地缘政治的判断的。战争结局如何，更成了宣战当局的基本责任。如果发生装有核弹头的洲际飞弹大战，作战的决心和对战争结局的责任都掌握在最高政治当局手中。对军事和政治决断的最终责任将落在一个人身上。其他一切都取决于根据他对当今世界和今后世界的看法而得出的判断。但是，倘若出现使用这些武器所预示的互相毁灭的前景，那么用武器来解决冲突这种做法将限于间接争夺和有限战争的范围。在这种背景下，战略上的计划显然起着仅次于压倒一切的全球议程的决定性作用。一旦作出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决定，或者交战双方不拥有核武器，这时战略计谋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


    战略学说的演变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使军事学说充满生气的概念是机动性。战争中机动的意义及其合乎机宜的使用已由“机动的倡导者”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作了清楚的论述。这两位军事家把历史知识与对新技术的潜力及军事守旧主义的贫乏所作的敏锐观察结合起来，提出机动使用坦克和机械化步兵，在空中支援下打破堑壕战的僵持局面。哈特根据对军事胜利的历史分析，鼓吹间接手段的作用。他在这方面的大部分观点早在二千四百年前中国的《孙子兵法》中就有所着述了，而且是藉助了拳师、角力士和足球运动员的直觉。强调机动性和手段的间接性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痛苦煎熬造成的恐怖的反应。为了寻根究源，我们不得不追忆一下大规模工业化战争的当初情况。


    最早有一种连贯的战略学说主张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作战，它很少被军事着作家评论，但它为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发端却提供了启示。马汉的作为美国寻求全球势力的指导方针来源于对英国海军战略的分析。其基本原则是集中力量。在实际应用中，就成了海军制胜论。认为控制重要水域靠密集的舰队，有了它可以摧毁或围困敌军，并封锁其海上交通线；而分散的袭扰战斗不过是对它的一种补充而已。


    拿破崙利用法国革命军的增强了的运动速度达成类似的兵力集中。在陆地战的更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力求突然地集中火力。他统率的师团越野运动，吃住都在其中，“佯作分散”，却又常常在敌人后方迅速集中投入战斗。作为一个炮兵，拿破崙力求集中其野战炮火，攻击敌军战线上的某一部分，使之发挥最大的效果。他所使用的封锁方法就是进行战略拦阻，即机动至敌军后方，切断其撤退和交通线路。拿破崙的失败在于他堂而皇之地把军事实力看作是集中加速度的结果，因此过于依赖集中而忽视了机动。随之而来的是，他用经过预练的战斗序列代替了突然性。这些错误使他在广阔的俄国平原上遭到惩罚，在那里，俄军只要避开他的锋芒，拉长他的战线，就能摧毁他的军队。


    冯·克劳塞维茨在用康德的理论总结拿破崙的成功之道时，强调了部队的集中。由于他是根据现实的苍白映象这种极端的理想来表述他的观点的，因此他的着作常被严重地曲解。他所列举的有一定局限性的事例，到了他的一些信徒手中却变成了作战的模式。战略的目的被缩小到了只是在战斗中消灭敌军。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的理想被冯·莫尔特克（毛奇）曲解成了遍地都是战斗、流血和人海的总体战学说。对冯·克劳塞维茨观点解释的明显成功，以及精确的铁路时刻计算和1866年、1870年普鲁士人对后膛装填步枪的使用，这一切确立了直接进攻学说的正统地位。


    在大西洋的彼岸，格兰特在对南部邦联的正面消耗战中的胜利，似乎进一步证明了直接行动的正确性。可是，在西部作战中，特别是在夺取维克斯堡时他就已经认识到机动与灵活的重要性。有人认为，由于谢尔曼发展这种西方样式的运动战，联邦政府才最终获胜。由应徵士兵组成的庞大军队依赖铁路进行运输和取得补给，降低了战争的流动性，从而使这些靠铁路供给的军队只能在离铁路线非常有限的距离内作战。这些铁路线也存在易受攻击的问题，成为破坏性袭击或拿破崙的战略封锁的明显目标。在南部邦联一方，福雷斯特和莫根展示了切断式袭击的功效。为占据威克斯堡，格兰特攻占了在杰克逊的铁路交叉点，以此进行拦击，切断邦联方面向东的交通线。谢尔曼认识到固定补给线容易遭到破坏，而机动却有它的优越性，于是他有意地减小自己军队对铁路运输的依赖，并且利用敌方对铁路的依赖实施打击。他的目的不在于同敌人正面对抗，而是要控制敌军从亚特兰大起始的运输系统中的重要路线和交叉点。由此他率领相当于5支快速纵队的部队向海边进发，对许多战略要点构成了威胁，从而在他预期的进攻线路上把邦联军队打得狼狈不堪。他得心应手地改变方向的能力使他的部队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不让里奇蒙从乔治亚州获得供给来源的任务。到达海岸后，谢尔曼转向左面，开始卷击南军作为海上供给的重要纽带的港口。正是这场战役使利德尔·哈特深深感到机动的重要性，从而为未来的理论以及这个理论由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付诸实施，奠定了基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准备时，面对德国打算採用使人想起拿破崙早先胜利的流动与横扫战略，法国竟制订了一个以普鲁士的冯·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为根据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计划。法国的第18号计划要求对德军战线的中央进行统一的攻击。冯·施利芬的原计划是以右翼部队之大部经由比利时，绕过法军防线，迅速攻陷巴黎盆地，从后面突袭法军在德军格林地区堡垒工事的配合下，使法军腹背受敌，俯首听命。由于对地理上状况缺乏准确判断，冯·莫尔特克（毛奇）修改了这一计划。他加强了面对法军主力的左翼部队，因此削弱了右翼部队，从而降低了部队的推进速度。协约国军队在弗兰德挡住了德军的西进导致了双方僵持和依託战壕打消耗战的局面。英军在强渡达达尼尔海峡后，穿过巴尔干半岛，企图在整个大陆上从侧翼包围德军。它想利用英国的制海权，但在实施时，因为犹豫不决而没有成功。正是美国（协约国）拥有制海权，使德军的补给基地得不到物资和食品，才拖垮了德国的军事抵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