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得很仔细。我发现他无所不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罗马,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斯,马德里,大革命时代的巴黎。这些地方有时爆发一场瘟疫,有时在大墓地出现吸血鬼——比如拉雪兹神父公墓。他似乎喜欢抄写员、档案员、图书管理员和历史学家——任何通过书籍与历史有关的人。我努力从他的行踪来推断他的新坟在哪里,但我找不到规律。我想过,一旦我找到他,一旦杀了他,我会回来告诉你,这世界已经变得有多安全。我会赢得你。我一直害怕我还没找到他,他就找到了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在想念你们——哦,我真的非常孤独。”
她又拿起我的手,像算命先生一样抚摸着。我情不自禁地生起气来——那些没有她的日子。
“终于,我想到,就算我不配,我也想偷偷看你们一眼。你们两个。我在报上读到你的基金会,保罗。我知道你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你的办公室,或坐在离你办公室不远的咖啡厅里,或跟着你作一两次旅行,做到这些并不难,但我非常小心——非常、非常小心。我绝不让自己和你面对面,怕你看到我。我来了,又走了。如果我的研究进行得顺利,我便允许自己去一趟阿姆斯特丹,从那里开始跟随你。后来,有一天——在义大利的蒙特裴度托——我在露天广场看到他。他也在跟踪你,监视你。那时我意识到他已经强大到大白天有时也能出门了。我知道你有危险,但如果我走上去警告你,危险会逼得更近。毕竟,他也许在找我,而不是你,或想让我把他带到你那里。这令我万分苦恼。我知道你一定又在开始作研究——你肯定又注意起他来了,保罗——才引起了他的注意。我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
“是我——我的错,”我喃喃道,握紧她那素净而有皱纹的手。“我发现了那本书。”
她看了看我,脑袋偏向一边。“你是个历史学家,”过了一会儿,她说。这不是个问题。然后她嘆了口气。“好些年来,我一直在写明信片给你,我的女儿——当然,没有寄出去。有一天,我想我可以远距离和你们两个交流,让你们知道我还活着,但不让别人看到我。我把明信片寄到阿姆斯特丹你们的家,用包裹寄给保罗。”
这一次,我既惊奇又生气地转向爸爸。
“是的,”他悲哀地对我说。“我觉得不能让你看到这些明信片,不能让你伤心,因为我没能找到你的妈妈。你可以想像那段时间我有多痛苦。”
我想像得到。我记得在雅典,他突然变得很憔悴,那个晚上他在自己房里的书桌旁那副生不如死的样子。不过,他现在朝我们笑,我知道他现在可以天天笑了。
“啊,”她也笑了。我看到她嘴角有很深的纹路,眼角也有了皱纹。
“于是我开始找你——也找他。”他变得严肃起来。
她盯着他。“后来我明白,我必须停止研究他。他跟着你,我跟着他,就这么简单。有时我看到你,看到你又在做研究——看到你走进图书馆,或从里面出来,保罗。我真想把自己已经了解到的告诉你。后来你去了牛津。我作研究时没去过那里,虽然我看过有关材料,知道中世纪后期那里爆发过吸血鬼作恶的事件。在牛津,你把一本书打开留在那里——”
“他看见我就合上了,”我插了一句。
“还有我,”巴利飞快地咧嘴一笑。这是他第一次开口。看到他还能有快活的表情,我宽慰不少。
“嗯,他第一次看那本书时,忘了合上。”海伦朝我们眨眨眼。
“你是对的,”爸爸说。“想起来了,我是忘了。”
海伦转向他,露出悦人的微笑。“你知道我以前从没读过那本书吧?《中世纪吸血鬼史》?”
“经典作品,”爸爸说。“但很罕见。”
“我想詹姆斯教授一定也见过它,”巴利缓缓说道。
“您知道,我们惊动了正在做研究的您,先生,没一会儿,我就看见他在那里。”
我爸爸一脸迷惑。
“是的,”巴利说,“我把自己的雨衣忘在图书馆的大厅里。不到一个小时,我回去取雨衣。看到詹姆斯教授从楼厅的壁间里出来,但他没有看见我。我觉得他看上去忧心忡忡,有点生气,有点心烦意乱。我决定给他打电话,心里在琢磨这件事。”
“你给詹姆斯教授打了电话?”我吃了一惊,不过已不再感到生气。“在哪里?为什么要打电话?”
“我在巴黎给他打电话,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巴利只这么说,一边舒展双腿。
我想走过去,搂着他的脖子,不过不能当着父母的面。他看着我。
“我告诉过你,我在火车上想回忆起什么,关于詹姆斯教授的事。我们到巴黎时,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在整理文件,我在桌上看到一封信——确切地说,是一个信封。我喜欢上面的邮票,便看得仔细些。
“信是从土耳其寄来的,很旧——所以我才去看邮票。——嗯,那是二十年前的邮戳,一个叫博拉的教授寄来的。我自己想过,有一天我会弄个大书桌,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博拉这个名字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特别有异国他乡的味道。当然我没有打开信,也没有看信,”巴利赶快加了一句。“我不会那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