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那幅地图最初是由中间的素描和周围的山构成，希腊文的咒语位居正中。可能是后来才用斯拉夫方言标记它提到的那些地方———至少是用代码。后来它不知怎地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周围添上了来自《可兰经》的谚语，它们把中间那个邪恶的预言包围或者囚禁起来，或者就是用辟邪物将它包围起来，以抵抗黑暗力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是哪个懂得希腊文的人先标识了这幅地图，甚至画了这幅地图?我知道在德拉库拉那个时代，拜占庭的学者用希腊文，而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则大多不用。


    “我还没来得及写下我的这个观点，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进来了，他匆匆走过那些书，在我桌子对面停住脚步。他明显带着闯入者的气势，我肯定他不是图书管理员，而且我还觉得应该自己站起来才是，但出于某种骄傲我没有站起来：那样的话会显得我太恭顺，而对方实在是贸然闯入，粗鲁无礼。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我从来没有那么吃惊过。我研究的东西如此神秘莫测，而此人实在显得格格不入。他长想英俊，肤色，修饰得很好他挑衅地看着我的眼睛，“先生，”他满怀敌意地低声说道，那是带土耳其口音的英语，“我认为您无权做这个。”做什么?”我的学术警惕性马上来了。


    “做这项研究，土耳其政府认为您接触到的材料是本国的私有档案。能让我看看您的证件吗?”


    “您是谁?”我同样冷静地问道，“我能看看您的证件吗?”


    他从外衣的内层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啪地打开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很快又啪地合上了，“文化资源部，”他冷冷地说，“我知道您并没有和土耳其政府有真正的交流计划做这些研究，是吗?”


    “可以说不是。”我递给他一封国家图书馆的信，上面说我有权使用伊斯坦堡所有分支图书馆的研究资料。


    “这还不够，”他说，把它丢在我的资料上，“也许您要跟我走一趟。”


    “去哪里?”我站起来，我站起来，觉得安全多了。但还是希望他不会将我的站立当作顺从。


    “必要的话，去警局。”


    “岂有此理。”我学会了质疑官僚政治时要提高音调，“我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英国公民。我一到伊斯坦堡就联繫了这边的大学，得到了这封证明信。我不会到警局去接受问话———或者您的问话。”


    “我明白了。”他笑了笑，那样子让我倒胃，“让我看看您在做什么。请您让开。”


    他拿起我刚才一直在研究的地图，双手突然变得温柔起来，几乎是小心翼翼地。他看着图，好像不必细看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认为他那样是虚张声势，“这是档案馆的材料，是吗?”


    “是的，”我忿忿地说道。


    “这是土耳其政府的宝贵财产。我相信您在异国不会需要它。就是这张小纸片，这张小地图，将您从您在英国的大学带到了伊斯坦堡?”


    我想到过要反驳他，说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叫他别妨碍我做研究，但我马上又意识到这可能会招致更多的提问，“简单地说，是的。”


    “简单地说?”他以更加温和的语气重复道，“我想您会发现这个东西暂时被没收了。让外国研究者看到这个，丢脸。”


    我怒火中烧，我就要找到答案了。幸好，那天上午我没把自己仔细复制的喀尔巴阡山的地图带来，我本来想在第二天比较两幅图的。我把复制的图藏在我放在旅馆的箱子里。


    “您完全没有权力没收我获准研究的材料，”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会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大使馆。您究竟有什么理由反对我研究这些文件呢?它们是些中世纪史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材料。我确信它们和土耳其政府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那名官员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我这是为了您好。”他毫不动情地说，“最好是换个时间，换个人来做这个研究。”


    我从桌子旁往后退，以为自己给这些怪异的资料弄得发了疯，我以为我真的精神错乱了。但现在是大白天，再正常不过，穿黑羊毛衣西服的人也实实在在，包括他古龙香水掩盖下那股长期不洗澡的气味、汗味和其他什么味道。没有什么东西突然不见了，或者改变了。


    几秒钟后他从自己沉浸的景象中回过头来，似乎很满意他所看见的———或者我看见的——一切，又开始微笑起来，“为了您好，教授。”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把地图卷在手里拿走了，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渐渐远去。


    几分钟后，有个年纪较大的管理员进来，他一头浓密的灰色头发，手里拿着两本对开本，正把它们放到下面的书架上。


    “对不起，”我对他说，声音几乎卡在喉咙里，“对不起，但这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


    “他抬起头，大惑不解地看着我，“那个人是谁?那名官员?”


    “官员?”管理员结巴着重复我的话。